材料一   13世纪起，随着成吉思汗崛起及蒙古的数次西征，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内的西亚和中亚地区大批族众迁往中国西北，逐步成为回族的主要来源。到清代，中央政府在当地建立军府行政管理制度，设置常设、移设和添撤卡伦，负责稽查游牧事务，防止内外部人员私自越界。同时还会同理藩院的内设机构徕远司等共同处理回部及越界纠纷等事宜。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先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清政府指令新疆地方官员会同理藩院予以妥善安置……道光初年，沙俄当局在中国新疆边境“私盖房间”、“霸取牲畜租赋”，针对沙俄侵略活动，理藩院代表清朝政府多次和俄国萨那特衙门交涉。

——摘编自袁剑《西北地区外来移民管理》

材料二   排外主义在美国存在将近一个世纪后，19世纪末由民间运动发展为一股要求限制移民的政治势力，渗入到美国移民政策中，成为国家政策。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1897年到1917年，国会又迫于“限制移民联盟”的压力，要求对移民强制进行读写测试，后来这一条也成为了法律。1921年，美国又出台了《1921年移民法》，这部新的移民法规定，除了对移民强制进行读写测试，还对各国每年的移民数额进行限制，即每年各国移民美国的人数是1910年人口普查时该种族在美国人口的3%。这就意味着，之前已受到移民法限制而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的非西欧民族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

——摘编自瞿茜、李其荣《论二战前美国移民政策中的排外主义》

材料   余桂元《中国古代史》目录（节选）

材料一   秦国商鞅变法取得了很大成果， “富国强民” 的法家政策在秦得到实现。秦国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战国时期，国都未被他国攻破的只有秦国。秦国内部纷争较少，从秦献公时起的150年中，献公、孝公、惠文王、昭王、秦王嬴政几代君主在位的年代比较长，内部相对稳定。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但也没有因王位的继承而班沉圆统一的引起内部分裂。总之，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造成的结果。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我们认为 18世纪中叶以后至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也就是我们历中上的中国。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时期。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说，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古族地区和蒙古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摘编自谭其骧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

材料三   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

材料一   先秦两汉铁农具出土地域分布

材料二   秦汉时期的铁农具大多出自黄河流域，其中出土最集中的属中原地区的河南省，达960件，最少的几个省只有1件。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包明明、幸梅芳、李晓岑《秦汉时期铁制农具的统计与初步分析》

材料三   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盐官、铁官。公元前87年，汉昭帝（汉武帝之子）即位，国势衰弱，民生困苦，霍光、桑弘羊受武帝遗诏辅政。公元前81年，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进行了一场关于盐铁政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武帝时期所进行的财政改革的成绩，一方面又为昭帝时期调整某些经济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盐铁政策辩论双方主张（节选）

——摘编自（西汉）桓宽《盐铁论》

材料一 甲、乙、丙分别是中国古代三个统一王朝的形势图（部分）

材料二：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完成了对新疆、西藏的完全统一，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限自治；不同地区颁布了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则》等相应的法律；各地因俗设官（制），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等；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措施加强联系；不断赐封喇嘛教领袖，在蒙藏地区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蒙古族集中生活地区划定牧区、屯田（新疆）、实行招民开垦（西南地区）等，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等

材料一   古希腊人在从事商品经济过程中需要与外界不断地交流，因此要求人们具有较强的对外交往能力。一般说来，古希腊人对外交往能力越强，其理性越发达。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本身就是理性，普遍意义的知识即为普遍的理性。在教育上正是由于知识是理性的、普遍的真理，因而传授理性知识应成为教育教学的最高目的。公民的理性培养可以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剧院、市政广场等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

——据张斌贤《外国教育史》等整理

材料二   “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加上各国各族派来的留学生，鼎盛时有8000多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内容是经史，学成可以去考明经、进士等科。另外三学是律学、书学、算学，学成可以去考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此外，京都尚有不归国子监统辖的崇玄学、医学等。其中的崇玄学为唐代特有的道举科培养人才，学习内容是老、庄列等子书。生徒进入官学的第一天起就在追求当官，即“学而优则仕”，时人称“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摘编自陈玄荣《唐代科举制的文化内涵初探》

材料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新中国全体人民的公德。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指出，为保证教育效果，劳动教育要与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政治思想教育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时期的学校劳动教育始终秉持这一原则。1958年以后，各级各类学校均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名学生均按要求参加了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教师通过家庭访问、个别谈话以及召开家长座谈会等方式，发挥家长在劳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督促子女在家从事家庭劳动、进行自我服务劳动。而社会劳动教育主要借助于发扬“劳动光荣”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实现。这一时期共开展了四次全国性质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表彰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上万人。

——摘编自李欢《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