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材料二   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法纽带的神秘感时，政治的危机就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变法活动，以图加强国家力量，同时中央集权也发展起来。……那种宗法血缘与政治关系互补型的国家形态——分封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之向纯粹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过渡。而郡县制正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

——摘引自王明德《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三   中国在历史上产生过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我们可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贵族性格，世族力量强大。第二帝国则大规模和有系统地科举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将经济重心由华北的旱田地带逐渐转移到华南的水田地带。……若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比较，则可以看出第二帝国“外向”“开放”，带“竞争性”。与明清之“内向”“保守”及“非竞争性”迥然不同……第二帝国带扩张性，而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一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历代王朝都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全国政务。《新唐书》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诸多方面都出现了变革。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在相当大范围内得到使用和推广，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又普遍使用了牛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生产应运而生。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均输平准，也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召贤良、文学赴京师，“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侯家驹著《中国经济史》

材料三   在唐朝前期的100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在农业方面，垦田面积逐渐扩大，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发明并推广了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唐朝的手工业发展到很高水平。……商业十分繁荣。

材料一

图一　周初形势图

图二　春秋争霸形势图

材料二

图三　　　　　　　　　　图四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各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意见，并互相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中国历史》

材料一   

春秋牛尊(山西诨源出土)     战时期铁制农具复原图

材料二   七国乃是以春秋时代许多战争而产生的集权国家，已不是原来的封建诸侯国。这些集权国家的政权在官僚士大夫之手而不在封建贵族之手。一些国君意识到，要想比对手在王位上坐得更久，就不能让地方封建领主继续分享他的权威。领地不能再作为封邑在亲属和公子之间进行分封。春秋末年，普遍的做法是任命地方官来管理各个地区。许倬云（历史学家）先生将这种国家称之为“新型国家”。

材料三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构成了两千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

材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的部分主张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来源，其思想包含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孔子：思想核心是“仁”，即“仁者爱人”；提出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仁政”道德标准；提出“舍生取义”的思想；庄子：主张人应顺应自然的本性；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倡导变法革新的思想。

材料一：“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 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三: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司马迁《史记》

材料三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司马迁《史记》

学者路齐一曾定义说：“大变革在这里指一个国家（社会）的大发展，即一个国家（社会）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特别是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联系密切的一些主要方面（诸如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等）都出现大发展和突破性进展，同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的大发展，而不是指某项事业或个别社会领域的大发展。从历史上看，这样一种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往往是社会生产方式迅速变革的主要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因此我们把它称做‘大变革’。”

材料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部分文化情况简表

材料二   

部分铭文释意:“在四月丁未这一天，周康王对宜地进行占卜之后，命令虞侯矢(ce)说:把你迁到宜地，赐给你好酒一卤、圭瓒 ....易给你土地和人口。”

材料三   

部分内容释意：“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政府下达到所辖各县的政令文书，由各县负责传达到有关官吏与部门，并予以执行……”

材料一

材料二   《史记·秦本纪》中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中央—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有利于集权和统一。

——摘编自王震中《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