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期名臣张之洞很早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光绪二十七(1905)年五月，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并同袁世凯一起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
在其同年所奏的《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关于刑法改革的九条意见中，提出了“重众证”“改罚锾”“教工艺”、改良监狱等具体改进方法。稍后，他明确提出：“鉴前事之失，破迁谬之说。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为处理在华外国人案件的法律根据；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需要。后来，张之洞还主张聘请各国律师，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为中国编撰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说制定此四律是“兴利之先资”,“防害之要”。
—摘编自唐浩明《张之洞》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之洞对晚清改革的贡献，并简评其改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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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史书市场繁荣的原因，并简析史书市场繁荣背后暗藏的危机。(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史书业的出路在哪里？
材料一 庚子之乱后，清廷和时人自觉“时局艰危”，外交体制改革再度成为变法的议题。从各省督抚、驻外公使、御史翰的分奏，到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的联街会奏，再到光绪帝的朱批着交外务部和政务处的议复……重点均在于如何选用和培养外交人才。袁世凯更注重外交职官体系内部的人事升转之途，重官制；张之洞、刘坤一更着眼于从外部的“游历”“游学”来广泛培养洋务人才；外务部强调其对外交人事的把控。时人改革“洋务性外交”的看法大致是“以同而异”的，也恰是这种“以同而异”的共识或可在大方向趋同的前提下丰富改革的路径与知识，达到“同而能异”的效果。大多数时候，某种“新”观念由最初发生到共识的形成，再到相关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材料二 1864年，《万国公法》汉译本面世，国际法开始系统、正式地传入中国。此后在丁韪良等传教士的引领下，江南制造总局、湖北官书局等机构翻译了大批西方国际法著作。尽管意识到“强则可享国际法上的利益，弱则国际法并不可恃”，清政府依然有意识地将国际法规范运用到中外关系的处理中。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而不少知识分子和闽台官员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此后的马嘉理案、曾纪泽伊犁谈判、中法战争等涉外交涉中，均援用了国际法。这些公法外交实践涉及领海、最惠国待遇、使领制度、局外中立、宣战等，大都取得一定的效果。
——摘编自张卫民《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外交体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政府对国际法的运用。
材料
学部限制女学生
听学部的人说，该部以朝廷现在创设女子学堂，各省自应由官家一体设立，特订《女学堂章程》，今将最要紧的录于下。（一）男女学生不准交友；（=）禁止蓄留前额发；（闫）不准创自由结婚之说男学开会，女生禁到，女学开会，男生禁到；（国女学堂以三从四德为根本；内开女学原为昌明家庭教育，举凡一切关于国家之事，无须女学生干预，尤不准有登场演说之事。
——《北京日日画报》第160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初六日
提取材料信息，评述材料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要求：信息提取合理，史论结合，逻辑严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