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自认为对周边地区和国家负有保护、体恤、怀柔它们的责任，它们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明朝有责任来调解。明朝是经济大国，物产丰盈，在交往中常常是赐予多于贡物。明朝靠这种礼制朝贡关系，维持着在亚洲的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不含有恃强凌弱的霸道。朱元璋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这条祖训影响了大明一代，郑和下西洋也是这种祖训精神的延续，不存在对外掠夺，更没有占有殖民地的诉求，有的只是和平的理念，友好的举措。

——摘编自王天有《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葡萄牙人把海洋归所有人共有的习惯法说成仅仅适用于罗马法管辖的欧洲人；并认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罗马法治之外，因而无权要求在亚洲水域航行。在葡萄牙人之前，没有人将海洋宣布为自己的世袭产业或征服的产业。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印度洋就从数千年来的公海变为葡萄牙人专有的禁区。为了行使这种“权利”，葡萄牙人采取恐怖主义手段。达伽马在一次航行中，捕获了从麦加返航的非武装商船，在搬光船上货物后，烧死了船上所有的人。在经过最初的杀人放火的阶段以后，葡萄牙人获得了“大洋海的主宰”的特权。他们组织了一整套帝国统治机构来行使和利用其垄断权。

——摘编自【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材料三   葡萄牙在印度的各个殖民据点里，构筑城堡，强征贡赋。葡萄牙垄断东西方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掠夺印度的宝石、香料和丝、棉织品，运往里斯本，然后高价转卖到欧洲各国，牟取暴利。为了保持欧洲市场上香料的垄断价格，葡萄牙殖民者限制印度香料西运，甚至将大量“过剩”香料销毁。此外，葡萄牙还从事奴隶贸易，果阿是当时最大的奴隶市场之一。无怪乎印度人民谈到葡萄牙殖民者时说，“幸而葡萄牙人同狮虎一样少，否则他们会消灭整个人类”。

——摘编自艾周昌程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

材料一   塞尔登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于1659年入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捐赠者是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地图使用汉字标注，以南海为中心，不仅绘制有明朝人观念中的疆域，还涵盖了从右上角的日本，一直到南海周边的苏门答腊、菲律宾、婆罗洲、越南、马来半岛，这些地方在图中的位置与现实基本吻合。其中在地图上菲律宾群岛南部的香料群岛上标有的“化人”和“红毛”字样，即闽南人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称呼。地图上，所有城市和港口都用黑点注明，旁边用汉字标识出名称，四周用黑底黄边的圆圈圈起来。连通各个港口的线条，在海洋上形成花状的网格，表明过去船只航行过的一条条航线。

——摘编自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材料二   《中华现势大地图》出版于1933年，地图首先在当时的中国疆界旁，用特别的线条勾画出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土范围，并用红色字迹一一标明这些国土何年因何条约被何帝国主义列强所掠夺。整幅地图的四角还附有15张小图：左边上方是上海、武汉等商埠的系列附图；左边下方是一组题为“我国海疆形胜被帝国主义者攫取及租借地图”的系列附图，它们从左至右分别是“法租广州湾图”“英占香港及所租九龙图”“葡占澳门图”等；右边从上至下分别是“旧都北平城市图”“东北大都会沈阳图”“东北边疆丧失地图”“我国极南疆域西沙南沙团沙图”“国都南京形胜图”等。地图左下方有黑色正楷“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发永久保存列入交代”等字样钤章。

——摘编自王军辉《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中华现势大地图〉》

材料一   唐代天山北麓军政体系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安西、北庭都护府是唐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建制是“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镇下有烽，烽下有戍”，各级军官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各羁縻都督府、州，有自己的武装，平时镇守封疆，战时则由两都护凭“天子信宝”调遣，参与战事。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太宗认为“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驻军戍边屯田，在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及轮台等绿洲地区征收商税，补充军费。

材料三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致。清朝于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作为各国相互关系准则的对于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界定，帮助清朝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明确界限，而清朝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对于那些鞭长莫及的疆土，一直满足于模糊不清的分界线，始终处于想象之中。

材料   1980年，吐鲁番文管所在清理柏孜克里克石窟垃圾时，发现了来自杭州金铺广告文书，广告词表述：“□口家打造南柜佛金、诸般金箔，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口口辨认，不误主顾使用”。文书上还清晰留有方形折痕。这说明它们当年真正的用途就是作为金箔的包装纸，旧称“裹贴”。在给这批文书进行断代时，出现的“官巷”和“泰和楼”等地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常庆坊东北有太和楼桥”。太、泰相通，可见这里说的就是吐鲁番文书里的泰和楼。《梦粱录》还提道：“（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情况完全符合广告词中徐家金铺的位置。另外，周密《武林旧事》里也有关于太和楼的记述。然而，南宋并不使用“杭州”这个地名。宋高宗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才又设“杭州路总管府＂。元军入临安没有动用武力，它的城市格局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变化，太和楼这些昔日的地标建筑应该依旧无恙。由此，基本可以肯定，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裹贴都属于元朝产品。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