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对那些专心学术的士子重点培养，在福州讲学时得黄直卿，南康得李子敬，非常高兴。朱熹率门人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陆九渊及门人也来到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会讲，阐释“君子、小人”、“义、利”。书院会讲，双方到会的门人弟子众多，针对不同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问难。朱熹以传播理学为己任，稍有松弛懈怠便感到心中愧疚自责。以至于朱熹去世前还手书其子和门人范念德等人“拳拳于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

——摘编自王晓龙《略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特点》

材料二 在德国，所有早期建立的大学，包括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以及15世纪反映学校的世俗和教会捐助人文化和政治愿望的新建大学迅速发展。许多以人为本的新课程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实际上取代了旧的经院式课程。年轻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造访大量位于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帕维亚、锡耶纳和比萨以及少量位于费拉拉和佩鲁贾的意大利大学，对这些文化源泉进行智力上的朝圣之旅。

——易红郡《近代早期西方教育演进的逻辑》

材料三 1916年2月，新文化人士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中指出：“不知汉高帝、武帝、魏文帝、皆傀儡孔子，所谓尊孔滑稽之尊孔也，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孔子不可复生，安得言词拒绝。”当袁世凯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到天坛祭天时，其伎俩立即被人们识破，被指为“借祀孔子之名，为收抬人心之具，行帝制复活之实”。当时从康有为、辜鸿铭到林琴南，都极力推崇孔孟之道，反对革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他们肯定康、林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但对康、林等人尊孔守旧，抱定孔子学说不放，则认为是极端错误的。

——摘编自魏宏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新青年》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重大、意义最深远的一份杂志，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材料一   《新青年》封面设计的演变如下图所示。

图1为1915年9月《新青年》的创刊号封面。杂志封面构图由一字排开、两两成群的青年人，法文“LAJE-UNESSE” （新青年）字样，英国传奇人物卡内基的头像和刊物出版商三部分构成。

图2为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封面。此期杂志主要介绍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及其创作。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他创作的《玩偶之家》尤其受国人喜欢，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甚至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偶像。

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专门辟为“劳动节纪念号”（图3），刊登大量反映工人生活、工人运动的文章，关注社会底层大众。本期杂志以红色为底色。

图4为1923年中国共产党恢复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封面，封面中一只挥舞着红旗的手从黑暗的牢笼中伸出来。

——摘编自熊权《〈新青年〉图传》

材料二   《新青年》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形成了所谓的新建构的“价值层级”的最高层，即使它们实际上没能被大规模落实，但是这个新标准悬在那里，此后许多人心中不敢质疑它，或认为理想上应该朝它们努力迈进，《新青年》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摘编自新华网《〈新青年〉90周年纪念：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

材料一   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年初这段时间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兴奋激动的时刻。中国经历了极短暂的历史狂热期，从1918年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处理战后问题的十四点建议（“十四点原则”）传开，到11月停战协议签字达到高潮，直至1919年夏季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出来为止，这段时期大众是在“公理战胜”“劳工神圣”（由蔡元培提出）两个口号中度过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狂热时期，也是民族大觉醒前的狂热时期。

——摘编自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

材料二   严复曾支持中国加入世界大战，可是欧战结束后，严复彻底幻灭了，认为唯有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才能解救中国和西方。梁启超目睹了战争的可怕影响之后断言：这场欧战近乎消灭了人类文明。他放弃了达尔文主义，认为东方现在可以提供一些西方所没有的价值。

——摘编自朱继军《从国家建构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谈起》

材料三   （一战后）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理与欲的和谐和平衡”，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高于西方文化的水平上，中国文化当引导西方人走向儒学之路。

——摘编自徐国琦著，马楠、张春田译《何为中国：1919年的中国与世界》

2019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策划举办了“伟大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展览分为三个展厅。

材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材料二   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称：“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各地共产党员应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使每个中华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

——摘编自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

材料   李济深故居，位于广西梧州市。2011年，李济深故居被民革中央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史教育基地”。2012年，被中共广西区委统战部定为“民狭团结示范基地”和民革广西“爱国·同心”教育基地等。下图为李济深故居二层的议事厅。

1937年春，李济深在此召开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各省代表大会，商讨抗日救亡和推动国共合作等问题。1944年成，李济深在此成立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并多次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在此会晤，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开展敌后抗日。在征得李济深同意后，其警卫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使得中共中央倡导的抗日救国理念和活动在当地深入民心。

——摘编自陈水德《抗战时期李济深故居的中共临时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