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吴兴（今属浙江湖州）富民沈秀（又名万三或万三秀）者，颂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朱元璋）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马皇后）谏……乃释秀，戍云南(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全境）。

——《明史》

材料二   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首领）据吴时，万三已死，

——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五六《旧事》

材料三   沈万三后代情况表

—摘编自顾诚《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等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材料一 清朝是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传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对边疆地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适宜边疆各民族习俗特点的管理边疆事务机构，并适时地颁布了相应的法制。清廷中央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各个施政部门分工明确。

乾嘉之际，《理藩院则例》修订告成，在边疆地区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活动，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清廷从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出发，实行“众建而分其势”的基本政策思路。一方面分化和削弱边疆民族各部上层权势，同时又刻意加以笼络和抚绥，如朝觐制度、满蒙联姻。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但在强调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制定特殊政策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响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南疆实行的回汉隔离政策、在东三省和蒙古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迟滞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始于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面对广袤肥沃的土地，美国实行了以销售为主的土地政策。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同时特别注重发展铁路运输，1802年颁布《俄亥俄授权法》，规定公有土地的收入所得，按一定比例投入公共交通建设。……美国西部的边疆治理，还面临着如何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移植到西部并成长起来的挑战。这既是美国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边疆治理成功推进的保证。美国政府还推行了“熔炉”政策，核心是是强调盍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但是“熔炉”理论并不像其描述的那样美好，甚至很多时候是极端野蛮的。以印第安人为例，建国之初的100多万印第安人到19世纪末仅剩下2万人。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一   清朝前中期.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其制瓷历史的最高峰，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清朝废除了官营手工业的匠籍制度，在景德镇建立起以雇役制为主体的御窑制。御窑厂的工人不再是强制征用，而是化钱从民间雇请。雇役制的实行促使御窑厂从脱离市场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面向市场，并与民窑展开竞毛。另外，景德镇御窑厂还广泛采取“官窑搭烧民窑”，不仅节省了成本，容观上还带动了民窑的技术.提高。由于海外市场扩大和国内需求的增长，景德镇的民窑也兴旺起来。民窑与官窑的、竞争，推动新品种的不断出现。

——摘编自王馨《康雍乾三代—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期》

材料二   1698年，法国传教士（股弘绪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到达中国。殷弘绪在景德镇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关于景德镇制瓷技术的信息。1712年，在发往欧洲的名为《中国陶瓷见闻录》（信明，殷弘绪详述了景德镇瓷器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为欧洲制瓷研究指明了精确的方向。1721年，殷弘绪受命再次赴景德镇调查，并写成《中国陶瓷见闻录补遗》，对前封信你了补充，几乎涉及全部的制瓷工艺。殷弘绪的两封信在欧洲引起巨大石响推动欧洲掀起了制瓷热潮。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在皇室的支持下相继建立了皇家瓷器厂，并发展制瓷业。殷弘绪的两封信详细描述了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行业现状和陶瓷的生产情况，还包括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代中国有关记述几乎凤毛麟角，因此，这两封信显得十分珍贵。

——摘编自许昆红《通过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两封信研究景德镇清早期民窑制瓷工艺》

材料一   在1560年左右，一艘西班牙货船将美洲的马铃薯运回国。而马铃薯在西班牙多数时候是由于品相难看被人当成是“球菌”，除了将马铃薯提供给远航少食的水手和作为牲畜的饲料外，人们拒绝食用马铃薯。在当时的欧洲文化体系中，土豆属于茄属植物一类，会导致麻风病，因此高傲的欧洲人拒绝食用这种属于未开化、被征服种族的食物。而在英国，由于女王的厨师不幸误将马铃薯的块茎扔掉而烹饪了含有毒素的叶子，导致宴会人员身体不适，女王下令禁止食用马铃薯。马铃薯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普及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德国人，因为18世纪中叶德国发生瘟疫，马铪薯价值凸显。自此，马铃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传播到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以及英国，成为欧洲国家全体民众的主食。它改善了整个欧洲国民的身体素质，使他们在180年间，人口增加了17倍之多，但单一的马铪薯种植也为后来1845～1848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埋下隐患。

——摘编自孙可歆《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历史社会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随着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环境适应力强的美洲高产作物被引进中国，使过去那些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和高岗山坡成为宜农土地。同一时期受到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国家政策也开始鼓励人们尽力垦殖，在这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即“棚民”的活动范围及强度迅速扩展，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高阜处所，种植茶树、山薯、杂粮等物。或傍崖为屋，或砌石成蹊，谷口崖腰，人烟相接。”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的景象。

——摘编自魏梦菊《明清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