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后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在北起辽东，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注：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是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和一些少数民族通过长期战争，兼并和融合，迁移和交往，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交错混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逐渐融合成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摘编自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人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工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包括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大军，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都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一   抗战时期国民党认为纪念辛亥革命就应“完成辛亥革命之目标，发扬辛亥革命之精神”，因此“吾人必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始可谓完成先烈（指辛亥先烈）之志事”。国民党认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应从辛亥革命中吸取教训，“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

中共把抗日战争视为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把各方革命力量组织联合在一起并能互相尊重、互相策勉，“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所极端需要的”。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却可以为中国的民族抗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发动广大民众起来参加战争”，不能因为日军暂时优势而发生动摇的妥协倾向。

——摘编自夏卫东《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辛亥革命纪念意义的挖掘。1991年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辛亥革命是我们共同纪念的日子，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共同敬仰的伟人，统一祖国是我们共同盼望的目标，中华强盛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理想，有什么理由不合作，不统一呢？”

——摘自《继往开来，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材料一 194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中、苏北等根据地建立起县、区、乡各级农抗会,青年、妇女、职工各种抗敌协会也陆续建立,这些团体取代了过去地主士绅的地位,团结领导群众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在陕甘宁边区,“党经过政权、军队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带作用,与边区人民特别是与工农劳动大众密切联系起来"，在淮北的7个县参议会共计议员458人中，雇工12人,贫农71人,中农119人,富农70人,地主130人,商民17人,其他39 人。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等

材料二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应规定为实行共产党员占三万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三制”政权制度。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18岁的赘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摘编自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

材料一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提出了指导东亚行为的新原则，这些新原则包括：第一，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第二，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第三，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和制度化。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世界近现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大家总希望和平以后万事复原，还有一种所谓永远和平的理想。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和平，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