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开展三线建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我国脱贫攻坚工程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三线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共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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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大约从宋代开始,贵贱与贫富脱离开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门第大族的支配和庶民专业的贵贱之分。在科举制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下,读书人居于最高贵的位置,他们不认为贫穷涉及道德问题,甚至甘心安于清贫。而这个阶段,社会积累了相当的财富,随之带来经济思想层面的变化,而贫民作为一个阶层首次被政府所“发现”。宋政府开始尝试制定一些长期济贫的政策。由家族或政府创立的非宗教的感善组织开始出现。这些感善组织与以往的宗教感善组织有很大不同,着眼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
—摘编自百度百科《义庄》
材料二 英国从都铎王朝(1485~1603年)开始,流民和贫困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而政府对救济问题的干预加强。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出现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英国于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在保障项目方面包括了从生、老、病、死、伤、残,到各种收入保障和医疗服务。为最大程度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缓解社会贫富差距的矛盾,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对公民提供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的与公民收入相联系的保障,坚持公平为第一原则。公民工作岗位发生变化,更换顾主,福利水平不会受到影响。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高消费、高福利基础之上的,由政府作为支配主体,提供大量资金。
—摘编自朱敏《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氏义庄产生的原因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本着解决急需、着眼未来的原则,把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让全体人民更多地分享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发展的成果,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宋庆龄站在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把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和重大社会问题相结合,把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和未来国家发展建设相结合,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引入了新理念,进而提升了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层次,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和联系五大洲人民友谊的纽带。宋庆龄以其高尚的情操与崇高的威望,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开创了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事业。
——据沈海平《宋庆龄在中国救济领域的贡献与作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庆龄如何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事业。
材料 1881年,俾斯麦意识到光靠“鞭子政策”无法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需要辅以“糖果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因此,德国先后制定了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扣1889年《老年保险法》。三项社会保险立法均规定了雇工与雇员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工人的权益。此后,三项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到1911年,德国政府把诸多社会保险法令集合为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些“湿和的手段”起到了诱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轨道的作用,还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西欧各国纷纷效仿。
——摘编自丁建定《试论近代晚期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险立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境十分艰难,撮开经济形势,单说政治生态就恶劣异常,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敌视,再是后来与苏联的化友为敌,战争阴云常年笼平着中国大地。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讹诈,党中央果断决定我国自行研制“两弹一星”。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空中升腾的巨大蘑菇云,震撼了整个世界;1970年,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时,空中传来清晰的“东方红”乐曲,它是如此悦耳动听,整个中国都在聆听,整个世界也一定在静听。
——摘编自潘志华《中国科技走向辉煌》
材料二 新时期中国的科技有了长足进步,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动所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发展战略上将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目标,其核心就是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发展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典型代表。一个国家如果能将自己的宇航员送入太空,不仅仅是国力的体现,而且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民众的自豪感,提高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神舟飞船”计划的成功,就如同20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引起全世界的注视,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它的经济效应将不断放大。
——摘编自冯留建《中国科技软实力的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70年代与新时期我国发展航天技术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郑和当时建造的超大型宝船长140多米,宽57米是史无前例的。(建造宝船的)巨型船坞,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在当时世界上也无与伦比。它是中世纪中国造船业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明证。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领风骚的。15世纪初,是中国人称雄海上的时代,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摘编自韩胜宝《郑和之路》
材料二 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厂,1868年已着手建造螺轮蒸汽舰了。造螺轮蒸汽舰是1845—1850年间在欧洲推广使用的。1850年后被用于军事。在中国克服技术的落后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当那些西洋顾问和教习自己就不很专业时,更是如此。自强规划所造出的枪炮舰船的性能及其低劣,这就导致需要不断从国外购置枪炮。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三 1958年起,由聂荣臻主持的国防科技研究已迈开步伐。党和政府克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终于取得了国防极端技术的重大突破。中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巨大发展,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也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摘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四 19世纪70年代,德国瞄准对重工业和新工业发展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设立许多科学研究机构。俾斯麦鼓励德国学子去学习和掌握德国还没掌握的高新科技。特拉瑙带回了爱迪生的电灯制造专利权。1883年创办德国爱迪生公司。电气工业的发展是造成德国90年代德国经济繁荣的基本因素。1851年至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超过英法之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摘编自丁建宏《德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说明造船、航海技术对郑和下西洋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归纳洋务企业制造军舰的技术状况。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洋务运动失败的外部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大发展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国防尖端技术重大突破”的表现。
(4)根据材料四,归纳德国发展高新科技的途径。
材料 “三钱”是对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三位著名科学家的美誉。钱学森生于1911年12月,于1955年10月历经艰辛回到祖国。钱伟长生于1912年10月,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主攻弹性力学,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钱三强生于1913年10月,是法国著名科学家小居里夫妇的高徒,在法国留学时就靠近党组织。1956年春天,“三钱”都被委任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重要成员。科学规划委员会是应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而生,任务是制定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钱学森是规划委员会综合组组长,钱伟长是综合组主要成员。钱三强当时正带领“热工实习团”在苏联学习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技术。“三钱”的1956年,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的一年。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十年”也由此开启。
——摘编自黄庆桥《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最是春风得意的1956》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钱”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出现“黄金十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