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复古与创新的大潮中，艺术与科学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界的热爱。近代科学一定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复兴古代和热爱自然的双重作用下发现了世界与人。

——王荣江《西方科学与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关系及其启示》

材料二   启蒙运动的中心是法国。在这里，杰出的思想家被统称为哲学家，他们高举起理性的旗帜。……这些哲学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启迪民众而不是与学者对话；他们写作的大多是历史、小说、戏剧、讽刺文学和有关宗教、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小册子，而不是正规的哲学论文。

——摘编自【关】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三   三权分立与美国本土政治结合，适应了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国家职权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分别由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执掌，总统和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本宪法及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而三种权力的制衡是通过模糊权力的界限，重叠权力的行使领域而实现的……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

——摘编自《1787年美国宪法》

材料一  思想史学者曾有如此比喻：“从前，有一对秀发白肤的孪生兄弟，一名文艺复兴，一名宗教改革，不堪鞭笞辱骂，起而反抗其恶毒、然而衰老的继母。”

——摘编自陆锋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发韧》

材料二  从18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自然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科学精神也得以不断丰富，这也为理性主义精神取代宗教迷信思想奠定了基础。正如李醒民所说：“启蒙运动也是……科学的实证和理性两大精神支柱完美地珠联璧合，并且逐渐从科学界扩散和渗透到知识界直至普通大众之中。”用理性来解决一切、衡量一切的思想从自然科学渗入到社会科学，直至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始终相信理性可以被自己所拥有，可以被自己掌握，并且相信人类的本质可以被理性思索分析。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摘编自赵恩爝《政治理性主义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一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1500年前后，西欧地区社会结构中有利于制度创新的各种因素通过一系列彼此联结的历史运动而会聚、互动，最终为工业文明的诞坐准备了知识基础、制度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16~18世纪的200年间，西欧地区的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接踵而至，在英法等国首先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原型。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不是陡然而至的。新航路开辟使欧洲人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还存在迥异的民族、宗教和文明形态……16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鼓勵人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认识世界，而不要迷信权威。17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探索真理的方法，即依靠实验、观察和推理揭示自然界奥秘……伏你泰对中国由明智的君主和哲学家统治赞赏备至，据此提倡实行开明的君主制。这些内容都被用于揭露法国文化和制度的非理性。

——摘编自《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材料一   “世俗权力是受上帝的委托来惩治奸邪，保护善良的。因此，我们应当让世俗政体在整个的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不要加以任何阻碍，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致德意志贵族书》

材料二   （启蒙运动）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他（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先前的神秘主义信徒都尽力贬低自我，到了宗教改革的这位天才身上，却把自我膨胀成硕大无比。路德把基督教神秘主义所讲的灵性的出神狂喜，完全世俗化，解释为一种激情的奔溢。于是，自我取代了教皇、皇帝、主教们的职分、义务和责任，它就是自我得救的保证。

——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

材料二   他为消极服从辩护，声称是神权的发明者；路德教会的建制对确立绝对权力国家所作的贡献甚至比复兴民法的贡献都要大。他猛烈攻击他自己国家里的统治阶级；但当农民以正当与合理的要求起义并威胁萨克森时，他发表一个小册子认为应该将他们击得粉碎。

——阿克顿《近代史讲稿》

材料一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摘编自黄伊梅《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质》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是“探古取经”阶段。从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看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方面便是人和世界的发现，人文主义的出现。彼特拉克说:“真正的高贵并非天成,而是自为的”;马丁·路德主张“信仰即可得救”。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内容表现在:批判理性用于权威、传统、习俗,不管它们是来自宗教、法律、政府,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这是其内容的特殊性。

——摘编自李科玲《读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材料一   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统计

材料二   以荷兰和英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开端，资产阶级政权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与此同时，科学本身为争得自己的独立地位，摆脱宗教的桎梏，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许多科学家为坚持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验科学的兴起，更使自然科学有了独立的实践基础。为促进实验科学的发展，一批有影响的、由科学家组成的社团，陆续在各国建立。初期科学社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活动方式的转变，即从科学家的个人自由研究转向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它使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科学家们正是在这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取得了杰出的科学成果。从此，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了它的相对独立发展的新时代。

——摘编自远德玉《科学技术发展简史》2000年第一版

材料一 文艺复兴关注的是人活着时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人死后的世界；它主要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就在英国发生革命的同时，开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也在英国达到了它的高潮阶段。科学革命的集大成者艾萨克·牛顿的划时代的伟大工作主要就是在英国革命期间完成的。这两大革命由此构成了一幅17世纪的“双元革命”奇观。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十八世纪的天才们不单只是哲学家或某个方面的学者……这些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

材料一像在上帝所建立的自然秩序中，低级的东西始终服从高级的东西的指示一样，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阿奎那

材料二每个人生来就享有与他人同等的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在内的一系列自然权利，这些权利乃是由自然法加以昭示并予以保护的，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权予以损害和剥夺。

材料三政治上的自由是公共自由，要保障公共自由，就应该避免把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几个人，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此，提出一条原则，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权力的政体，其各种权力既调节配合，又相互制约，即权力要分开掌握和使用。

——孟德斯鸠

材料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 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陷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他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孟德斯鸠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得到启示”，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也有自己的法。”……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

——摘编自郭丽娜、康波：《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