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兴办官学，但并未使私学停止，相反，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许多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还有一些已经为官者仍然从事收徒教学之事。汉代私人教学从形式上分为“蒙学”或“精舍”（或称“精庐”）两种，蒙学即童蒙的地方，也就是启蒙教育。精舍是私人专门建立的教学基地，由当时的经师大儒创办，这种私学兴起于西汉，到东汉时特别兴盛，其普及程度在古代史上空前。精舍的学生都比较多，少则百十人，多则千人以上。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二：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就明确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为此，1952年，教育部提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举办季节性小学或设早班和晚班，以广泛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各地还可举办半日制和巡回制的小学，以便于人口分散地区的儿童入学。“今后几年内发展小学教育的方针是政府有计划地增设公立小学，同时允许群众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出钱出力有条件地发展民办小学”。1953年，教育部又提出：“在工矿区、城市、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地发展公立小学，农村提倡民办小学（包括完全小学）”，除举办集中的正规小学外，还可以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到1957年，全国小学校数量达到54.73万所，在校生6428.3万人，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3.85%、25.9%。

——摘编自王慧、梁雯娟《新中国普及义务教育政策的沿革与反思》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软、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英国传统大学和非传统大学之比较

——整编自徐继宁《英国传统大学和工业关系发展研究》

材料三   1935年，《全国职业咨询处月刊》发表《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几项研究资料》，其中展示了对当时国内外专科以上毕业生435人求业愿望的调查结果，在1125个就业选择中，希望服务于政府机关（包括行政、司法、外交、匪区行政、边境行政等）的选择即达472个，约占到42%，教育界（包括学校、学术研究、图书、出洋考察等）也高达337个，约占30%，而希望服务商界的也达122个。

——程岩《发舒内力以应群需：民国大学生就业指导研究（1912—1936）》

材料一   古罗马学校不是希腊学校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在罗马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希腊学校教育中有用的东西，使之为罗马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罗马著名的教育家西塞罗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政论家而非教育家。帝国时期，国家逐步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这一时期，皇帝独裁，不允许臣民以辩才干预时政。培养雄辩家的教学目标，也转变为培养官吏。罗马学校延续了许多希腊学校中开设的课程，但这些科目无不赋予浓厚的功利主义的色彩。算术用来训练人们在商业和贸易中精于计算；几何用来丈量土地和规划建筑设施等等。舞蹈、音乐等则成为副科或不予设置，被希腊人引以为豪的“哲学学校”在罗马则从未设立过。

——摘编自季美《浅论古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学校教育》

材料二   汉代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教育，官学自不待言，即使私学也要以儒典为讲授材料。儒经内容虽各有偏重之处，但均包含有伦理道德观念，贯穿着“德”的说教。通过对它们的学习， 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得到培养和训练，能够自觉地以伦理道德为准而行事，从而使封建统治秩序得到维护。汉武帝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办中央官学，并要求地方官员建立地方官学，正式开始了官方教育事业。同时对私学亦采取鼓励政策，使其成为官学的补充，这种做法为后代统治者所承袭，终汉一代官学与私学并行不悖。

——摘编自郝建平《汉代教育特点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