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50年代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农民进城迁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政治性人口迁移成为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主要力量，即人们由于政治因素（如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广大知青到农村和边疆插队）而进行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加，省际流动人口2015年达2.47亿。最初流动人口多从农村流向城镇。到了2010年，省际流动人口的近20%来自城镇，省内流动人口的近46%来自城镇，表现出“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并存的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为农民工净输出地区。因务工经商迁移流动的占比逐渐上升。人口迁移流动在给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等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迁移流动造成部分流出地出现空心化的现象，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留守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等问题逐渐凸显。

——高向东《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迁移流动特征及趋势》

材料一   1903年，清政府提出修建川汉铁路意向，其西段为成渝铁路；1936年，国民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次年开始修筑；1937年7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仅完成工程量的14%，寸轨末铺。1950年，党中央决定修建成渝铁路，101厂（今重钢集团）承担了钢轨的生产任务，在苏联友人的热心指导下，101厂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供给钢轨的任务。全四川百姓掀起捐献枕木的热潮，鞍钢生产的钢锭、上海生产的钢梁、武汉生产的机车等纷纷驰援四川。期间先后有3万余名军工、10万余名民工参与筑路。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更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完全用国产材料建成的铁路。

——摘编自黄海等《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的燃情岁月——成渝铁路珍档品读》

材料二   高铁开通后成渝经济区2011-2016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分布图

——摘自袁程炜《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以成渝经济区为例》

材料一：中唐以前,四川盆地内除川西平原外，其他区域开发程度很低，与外部经济交往规模不大，主要以川西平原地区通过川北的栈道和直接经过长江顺流而下同外部往来的方式进行。在此状态下，巴郡(重庆)仅起着过境驿站的作用。中唐以降，随着川中、川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逐渐成为四川的最重要的根、棉、麻丝产区。北宋中晚期，随着嘉陵江流域与外部经济交往的增多，重庆的川江枢纽地位逐渐成为现实，地理优势日趋明显。南宋时期，大散关一带的战争频发，大量的粮食、军需物资通过长江、嘉陵江运往川陕前线。频繁的水路运输使重庆到南宋时已发展成为“两江商贩，舟楫旁午”的集运输出大港。

——摘编自周勇《重庆通史》

材料二：1873年，中国近代设立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其初涉长江就遭到了英美航运公司的敌对。就连一贯在长江航运势力中争分夺利的美国旗昌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也暂时停止了相互倾轧，把挤垮招商局作为共同的目标。1874年7月，太古洋行的上海分经理给伦敦写信时曾说：“我们和旗昌洋行正在共同研究对付中国公司的办法。”待招商局船只进入长江，太古洋行和旗昌洋行疯狂下调运费，“长江减至二两”，“使它仅能维持生计”。此外，旗昌与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还商定“同拦扬子江载运之业”、宣称“不许别公司同行矣”。这种不惜血本竞争凸显了外轮航运势力扼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企图。

——摘编自朱杰《试论晚清列强对长江内河航运权的侵夺和影响》

材料三：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民自己修建成的。但运河一直被英法控制，每年从运河获得巨额利润。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权利及义务均移交埃及。英法立即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并在地中海调兵遣将。10月，英法出动大批轰炸机对埃及机场进行轰炸。纳赛尔号召人民开展游击战，坚决表示战斗到底。这时，阿拉伯国家纷纷与英法断交，断绝对英法的石油供应。11月10日中国政府将2000万瑞士法郎现金无偿地送给埃及人民。美国企图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为此下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并以实施经济制裁威胁英法。1956年11月6日英法被迫宣布停火，12月3 日宣布从埃及撤军。1957年4月，运河在埃及政府管理下全部通航。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四：1983年，中国交通部提出“有水大家行船”的方针，鼓励地方航运企业进入长江干线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84年，长江航运管理局撤销，组建长江航务管理局，建立政企分开的长江航运管理体制。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推进，长江航务管理体制经历多次重大改革，在相应的历史阶段都较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市场活力，基本适应了长江航运生产力与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2016年，长航局深化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集中统一、权责一致、关系顺畅、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立，有效保障了长江航运可持续发展，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邹雪妍《开启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慈善事业兴起，有着种类繁多、数目惊人的慈善机构和慈善组织。慈善团体或机构都包括以认捐为前提的组织方式，入会会费、每年会费、一次性捐赠、募捐使慈善社团岁入动辄上千英镑。约束机制主要包括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监督机制既体现在行政监督中，也体现在财务监督方面。行政监督包括年会、会长或委员会对社团记录的审查、会长对慈善机构的视察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慈善社团或机构的规定大多数都包括惩处办法，详细又严格。但是惩罚并不是目的，要求成员在处理会务时保持肃静、规定必须交纳会务费以及保障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会员利益不受侵犯等，但大量善款依然不可避免地被侵吞、贪污或挪用。英国的18世纪由于慈善活动活跃，特别为英国下层民众提供服务而被誉为“慈善时代”。

——摘编自姜鹏成《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组织和运行机制初探》

材料二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当年还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还举办了中华慈善奖的评比活动，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了社会民众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社会上掀起了开展慈善事业的高潮，同年还举办了奥运会，我国南方遭遇了雪灾，当年接受的捐赠款物是前一年的3倍多，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对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慈善组织根据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不同地点量身打造了帮扶手段，切实在脱贫攻坚战中展现了自己的担当。

——摘编自李春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材料一   乡绅是中国明清时期活跃于广最乡村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官吏和“面朝黄上、背朝天”的乡民之间的链接和中介。居住于本籍的乡绅与乡民之间或者有着血缘关系，或者有着地缘关系，两者必然有着强烈情感和身份上的认同，并且乡绅凭借着功名、学识及财富而成为众民之首、一乡之望，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因此，乡绅在乡村的社会控制中起着核心和主导性作用，成为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明清时期的乡村治理方式又可称为“乡绅治理”。

——摘编自徐祖澜《近世乡绅治理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

材料二   16至17世纪是英围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乡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由封建骑士、宫裕农民和商人转化而来的乡绅阶层迅速崛起。通过教产拍卖和早期圈地运动，乡绅阶层牢牢抓住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经济和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乡绅逐渐形成了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农业革新与土地改良成为这种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他们积极采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这不仅使他们实现了人生价值，收获了经济收益，而且推动了英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璐《浅析16-18世纪乡绅与英国农业经营方式革新》

材料一   中世纪西欧由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贡赋关系，城市不能向农民征收税赋，城市最初的粮食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农民的销售。大约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专门化的粮食生产吸引了专职商人参与，国内粮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但远距离收购的粮食不能在城内直接售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销售。伴随着粮食供应带来的巨大商机，庄园开始扩大粮食生产，专门出售剩余谷物，成为城镇最直接的“农业腹地”。为保证市民生活需求，城市当局往往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制，不允许市民下乡收购粮食、购买园基超过其需求能力的粮食等，并设立以市长为首的“巡回法庭”商讨价格、检验各类商品，维护城市粮食市场的有效秩序。尽管如此，城市粮食的供应依然非常紧张，这也使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周边农村传统的农业结构。

材料二   与西欧相比，中国古代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通过官府调拨，如南宋都城临安“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但“细民之食，皆需之铺家”。与西欧不同，中国农村的粮食不一定直接卖给附近的城镇，而是由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等地粜米。宋代以后，地主的地租粮自食比例较少，相当部分作为商品粮直接运往城镇或急需地点销售。地主居于市镇中，既从事农业经营，又进行商品生产，当粮价低贱时，地主则大肆收购，反之则出售粮食，从中获取厚利，因此地主富室深刻影响了市场粮食价格。为保障粮食供应，官府往往采用设置官仓等间接手段平抑粮价，而较少使用行政或强迫手段干预其它经营者。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生存无须单独依靠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关系比较松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的经济联系，因而城市不可能推动农村发生转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丰斋《比较中西方古代城市的粮食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