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贵族发表演讲说，他说：“到处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公正的……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因而，从上面解决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摘自孙成木《俄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图为俄国粮食产量变化曲线：

材料三   1989年共产主义制度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崩溃，当然还有东德——它以并入联邦德国而整体消失……一度令人畏惧的柏林墙被敲成一片片碎片做了纪念品。1991年12月底，飘扬在克里姆林宫镰刀锤子的苏联红旗徐徐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

——据《俄罗斯史》

——摘自（美）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材料一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朕难以忘怀的先皇便曾向我国所有忠实臣民以及世界各强国庄严地发表过声明，消除对我们东方教友的迫害和保卫他们的权利是他唯一的目的和愿望。……俄罗斯人！你们的劳动及牺牲不是白费的。伟大的事业已经实现了，虽然这是通过另外一种不能预见的道路来实现的，现在朕可以问心无愧地结束流血牺牲，将宝贵的和平归还朕可爱的祖国。

——《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宣言（1856年3月19日）》

材料二   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的弱点暴露无遗，内部很不稳定，对外则比想象中虚弱许多。其关键弱点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与其说是振衰起敝的灵丹妙药，不如说是暴露疾病的症状。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推荐2】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1950年的《加拿大国防法》及其修正案奠定了加拿大军事司法制度的法律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指挥官的军事司法权力过大，军事司法往往成为他们管理部队的工具；由于缺乏独立性和透明度，军事司法公正难以保障。特别是1982年《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颁布后，军事司法制度与宪章精神显现出明显脱节之处。尽管当局不断地完善军事司法制度，但那些改革总是零星的、局部的。到90年代中期，军事司法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国家司法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

1998年10月加拿大国会批准并颁布新《国防法》，进行了军事司法改革。

原军事司法活动中主要角色混乱、职责不清，影响了军事司法的功能和公正形象。新法规定国防部长对军事司法活动的宏观监督职责：接受军法署长有关军事司法管理的年度报告、军事检察局长任免权和军事律师局主任之任免权，取消了国防部长指派即决审判的高级指挥官、召集军事法庭、批准对军官的除名或可耻出名、对拘留和监禁的缓刑等司法裁决权。

指挥官在案件调查、提起控诉过程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了案件调查、起诉缺乏透明度，随意性较大。新法限制指挥官案件调查权，废除其控告的撤销权；新设立独立于指挥序列的国家军事调查局，负责调查严重或敏感性案件；在得出调查结论并与军事检察官协商后，调查官员有权提出初步指控，并将该指控交由指挥官处置；指挥官应就该指控征求军队律师的处置意见，若自己无正当的书面反对理由，须按律师的意见分流处置，或即决审判、或交由军事法庭审理。

原国防法的羁押审查程序是：负责羁押的人员必须在羁押后48小时内向审查军官提交报告，由指挥军官审查：羁押8天后仍未接受审判者，每隔8天由指挥官提交军事法庭审查一次；羁押28天后由国防部长审查；羁押90天后，由国防部长再次审查。新法改革分离了羁押权和审查权，完善了羁押审查程序。具体为：

（1）初步审查。负责羁押的人员必须在羁押后48小时内向审查军官提交报告，由审查军官对羁押进行初步审查；

（2）再次审查。如果在被羁押人被逮捕后的72小时内仍未对其提出指控，羁押审查军官应当对未指控的原因进行认定，并对继续羁押被羁押人的必要性进行重新审查；

（3）军事法官审查。未作出释放指示的羁押审查军官，应当尽快将该人送交军事法官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对该人继续进行羁。

——摘编自吴新元《加拿大军事司法改革述评》

（1）依据所给材料，分析加拿大进行军事司法改革的背景。

（2）依据所给材料，概括加拿大军事司法改革的措施，并合理推测其影响。

材料一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国情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的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的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

——马勇等《近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   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是走过知识分子中的开明分子，面对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和民族危亡而采取了防卫性的、自觉的现代化变革尝试。他们从西方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制度的角度，力图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无论如何，戊戌变法为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拉开了序幕，这是它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不能因其结果的失败而抹杀。

——周嫦妮《现代化视野中的戊戌变法》

材料三   尽管当时很闭塞，严家弄又在乡下，像戊戌政变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皇上和皇太后驾崩就不同了，地保打着小锣挨家挨户地通知。

——夏衍《懒寻旧梦录》

材料四   维新党的计划太轻率了，太危险了，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一位强者的勇气……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材料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据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整理

材料二：当时上书反对签订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据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整理

材料三：《公车上书》的部分内容：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和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

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

材料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在西安发布变法诏谕:“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以奕劻、李鸿章、荣禄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以刘坤一、张之洞为参预政务大臣,共同负责主持新政工作。在随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改革逐步推行,史称“清末新政”。

——据《清德宗实录》等

材料一   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二   改革就是新与旧的斗争，新的代替不了旧的，则必然是旧的扼杀掉新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除旧比布新还要难，因为除旧就意味着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夺掉和旧体制相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的饭碗，必然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李喜所《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

材料三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改良主义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材料四   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   主要是运动过后不久出现的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后来的陈述，如《康南海自编年谱》。由于作者就是当事者，所以很难作为信史。但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强化了康梁系话语，而来自清政府方面的解释几乎一直没有看到。

——《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

——《魏书·食货志》

——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有关法令

材料   (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人意识到)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步不前……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的发展有用的一课。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有2 250万依附俄国封建农奴主的农民获得了解放,在法律上成为有财产的自由人,同时恢复农村公社(即村社)对农民的管理。沙皇政府声称:“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俄国50个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农民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1861~1870年为每俄亩29普特,1871~1880年为31普特,1881~1890年为34普特。

——摘编自《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

材料二　1897年居住在俄国的47.2%的贵族地主通过出售或出租土地等方式远离农村,移居到城市,但在1858年只有15%~20%。部分贵族通过抵押土地和出卖土地获得的资金用于商业或俄国的新兴产业。1882年在莫斯科大约有500个世袭贵族办企业和234个世袭贵族开工厂。但比较普遍的是贵族把资金投在国家债券或者铁路、银行和其他私人企业的有价证券。据1882年资料统计,正是这类投资的股息或利率成为许多莫斯科贵族大部分收入的来源。

——摘编自周静《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贵族的经济状况》

材料三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离土不离乡”,广泛使用强制劳动,成为俄国工场手工业的一种普遍特征。废除农奴制并不意味着农村封建关系的终结,错综复杂的传统的超经济的剥削方式在俄国庄园里继续盛行。沙皇专制政府成为自上而下的迅速工业化的发动机,使俄国的工业化表现出明显的内在矛盾性:为了募集资金,沉重的赋税负担不得不压在农民身上,而这样又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从而限制了进一步的投资。

——摘编自张宗华《苏联时期俄国城市化的特征及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