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要立足于对内外环境的准确判断；改革者要树立远大的目光和大无畏的精神；改革一定要正视人性才能因“性”利导；改革要通过“法治”推行，借助“势治”巩固。

——摘编自董成雄、王四达《“商鞅变法”的现代启示一从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座谈会讲话谈起》

材料二   熙宁初，王介甫（注：王安石）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摘编自郑志强《从范仲淹、王安石到章惇、蔡京一北宋改革警示录》

材料三   明代的宗藩制度和优免制度引起的弊端极为严重，财政危机、田赋不清、负担不公、社会动荡皆与其密切相关。但张居正知其弊而不改，而是一味强调以增收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问题。例如，对于清丈土地，只要地方官多丈量出田亩，并增加田赋，便给予表彰甚至晋升。于是，地方官罔顾事实，为邀功而无所不用其极。

——摘编自胡铁球《新解张居正改革一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

材料: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收入逐年下降,可支出却无法减少,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修边的费用不断增长,加上赈济、官俸等大宗开支,形成了数百万两的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数出。为解决这个难题,升任内阁首辅,掌握了朝政大权的张居正上书《陈六事疏》,提出了改革的初步构想。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上,张居正推出了考成法,“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强化行政监督,以六科监察六部,加大官员的考核和奖惩,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工作作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减汰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此外,张居正推出了“一条鞭法”等措施,逐渐减少了各种积弊,又使朝廷的税收得到明显增加。

摘编自陈忠海《张居正改革与吏治重整》

材料 明建国伊始，大量官田的存在，导致洪武以来就产生了所谓“江南重赋”的问题，而且这些税负大多落在小农头上。地主豪绅大肆兼并官田，并采取“以官作民”的伎俩，使“田居富室，粮坐下户”。江南财富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明宣德四年（9年），宣常下诏江南官田改料减征，每亩减十之二三至周忱为江南巡抚时，实行“里甲锥”制度，把原本应接户征收的里甲费用“十之二三”抑之于田粮，并征收白银。摊丁入地折银征收的改革，封建国家对人手控制已无关紧要，万历以后各地里甲大多转变为以“缉捕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改革使大批劳动力人手从非生产性徭役劳作中解脱出来，转向生产劳动。改革中“富商大贾……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徭役）”，商人遂不再买田。资本因而向城镇集中，产生了一批富商大贾，群体性经商成风，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他们从事棉，丝织品和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国内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等经贸区。海禁的局部开放，外商纷纷来华贸易，“白银大量涌入，通过丝银外贸结构，完成了与世界的链接”。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