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调用翰林院学士、编修等官员协助处理一些文字工作。明成祖时的阁员官品仅为五品。仁宗时，内阁权力不断加重，逐渐成为国家的正式机构。嘉靖和隆庆年间，内阁权力进入顶峰。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又身为帝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万历帝的“批红”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这样，大臣的“奏章”，阔臣的“票拟”，皇帝的“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

——摘编自王其集《明代内阁制度史》

材料二   1694年威廉三世任命辉格党人组成了第一个一党内阁，但当时议会中的多数派是托利党人及其支持者，直到次年大选，辉格党人才成为议会中席位较多的党派。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继承王位，辉格党首相墨尔本成了她的良师益友。1839年，墨尔本政府在下院多次遭到保守党批评而决定辞职，反对党人皮尔因要求女王解散宫廷中的辉格党贵妇遭女王反对而拒绝组阁。1841年，女王被迫邀请皮尔为首相。皮尔在缺少王室支持的情况下单靠竞选胜利组阁，由多数党总揽行政权力的“虚君制”开始在英国确立。

——摘编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一

从传世文献和近百年出土的秦汉简牍看，当时“文书行政”空前发达，官文书在制作、收发、办理、保管等各个环节都有严密的制度，其种类和数量都甚为可观，由此成为重要的行政工具，承担着庞大帝国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正如东汉王充所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秦汉特别是汉代官文书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诏、策、敕、玺等皇帝下行文书；二是章、表、奏、议等官吏上行文书；三是一般官府往来文书。此外，秦汉还有各类司法律令，以保证社会各种关系、各项事务的处理有可遵循的标准。

——摘编自郗文倩《秦汉以文书治天下》

材料二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有多种沟通途径。朝廷决策，既建立在地方信息基础之上，也依靠地方官员去执行。

朝廷信息下达，除政令文书外，重要途径之一是邸报，也就是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情报，皇帝的诏敕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员的任命、赏罚，地方、部门与臣僚的章奏文报等。许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邸报知晓中央信息。宋代的地方体制，最高层级是作为监察区划的路；下面有州郡和县两个地方行政层级。朝廷、路分、州郡，都会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和监督。考察结果上报至中央，人事部门汇总比对，决定奖惩。

——摘编自李全德《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

材料一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

——俞邃《关于“中国模式”之我见》

材料三   我们（雅典）的制度被称作民主政治，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里。

——《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材料四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一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