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治政府尽管当时财源拮据，但对教育的投资却是最多，明治末年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3%。文部省成立后，以小学为一切学校的基础，全力以赴抓小学教育，目的在于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发展师范教育是发展国民普通教育的基础。为了提高小学教师的地位，鼓励人们从事教师职业，一八九九年颁布的《小学校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政府每年从国库中支出一百万，作为教师的教龄津贴和特别薪用。这些做法大大改善了教师的经济条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摘编自覆葆茶主编、钟启泉选编《日本教育改革》

材料二   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1890年颁布的教育诏书告诫所有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一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一   有位外国史学家将日本与中国进行对比，认为日本的变革有这样一些优势：“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有利于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外国的压迫，不像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西方的影响。此外由于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同样的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同中国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材料二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放任不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靠国家的扶植和保护，实行自上而下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由于国家的扶植和保护，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与垄断的阶段性很不明显，自由资本主义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就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生产集中程度都远不及西方列强，无法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同其他列强竞争，因此转而采取军事手段为本国垄断资本获得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

材料一   1872年，新政府宣布停止使用以月亮运行为基础的历法（太阴历），而同西洋各国一样，明确实行以太阳的运行为基础的太阳历。而且确定一天为24小时，一周为7天，将此作为全国的共同时间。于是，人们生活所依据的历法和时间的划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普通民众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如3月3日，5月5日，7月7日等），都是从中国传入的。政府改以天皇和皇室的活动为中心，规定新的节日求民众届时庆祝。如神武天皇即位日（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位天皇），天皇的生日等。但是，由于旧历法及基于旧历法的各种节日活动同农业生产及习俗密切关联，所以在有些地域仍然长时间地延续着。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材料二   夏朝历法《夏小正》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和农事情况。战国《甘石星经》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表。唐朝《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的运行规律，系统周密。元朝《授时历》取“敬民授时”之意，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这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差无几。

——编自新浪网

【推荐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传说夏朝的《禹刑》有墨、劓、膑、宫、大辟等刑罚；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春秋时孔子认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赞成“刑期于无刑”的息讼无讼理想；战国的各国变法结束了过去“设法以待刑，临事而议罪”的局面，商鞅主张法自君出，“垂法而治”。秦朝制定《秦律》，刑罚明目细密苛严，“轻罪重刑”。汉武帝以后，儒法渐趋合流，刑罚与教化结合。唐朝颁行《唐律疏议》，全部律条围绕着“罪”与“刑”分别加以解释，还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不但标志中国古代法的成熟，成为宋元明清的法典蓝本，也传播到了周边国家。此后，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出现了若干个以中国法为样板的法律体系，一直持续存在到近代。

——改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费正清认为，西方人将法律当作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中国古代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几乎没有“民法”一说，而且行政与司法合一，老百姓对“法”唯恐避之不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特权，迫使中国社会被动地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出现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脱节；1902年，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稗治理”，开启司法改革，以因形式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传统礼教派表示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华法系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司法改革的背景，并简要评价这一改革。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梁启超《王荆公》（1908年）

明治政府认为强有力的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兴建了现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支撑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政府将其大部分企业出售给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私人投资者。……到了20世纪初，日本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推荐3】材料：太空技术是美苏冷战的重要内容。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使美国朝野一片惊优，纷纷思考：为什么苏联的科技超过了我们？著名教育家科南特认为：“苏联在技术上的突破，正是因为苏联建立了能够增强苏联技术优势所需要的教育制度。”这些反思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在1957—195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至少80项关于教育的法律。最重要的是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它建立了国防学生贷款计划，提供研究生奖学金，鼓助高教机构建立“现代外语教学中心”。美国大力发展社区学院，1960年，加利福尼並州通过《加利福尼变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将社区学院作为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之一。此外，还大力发展了研究生教育。这次改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国际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基站教育保程改革运动的开展。

——据有关资料整理

材料一   “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亦不使他们失掉卑严，也不给他们太多；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又豪富的人们，我也设法不让他们受到损害。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面前，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有优势。”

——梭伦

材料二   “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所以，归根结底是依靠政府官吏的诱导奖励之力。”

——大久保利通

材料三   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推荐3】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经济层面，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暮府时代已有专责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1）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改革面临的共同背景和各自的目的是什么？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导致中日两国改革结果不同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