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一般认为，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和文明成果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潮流不断加强，其间涌现了许多代表性人物，例如下表的几位人物：

人物编号	人物	人物速写	人物编号	人物	人物速写
①		号“饮冰室主人”，曾拜“南海先生”为师	④		民族英雄，领导了“虎门销烟”
②		著有《海国图志》一书	⑤		广东南海人，著有《孔子改制 考》一书
③		《新青年》的创办者	⑥		曾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著有《庶民的胜利》一书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1）请结合“人物速写”，将上述人物分为三类（每一类2人的姓名）。

（2）概述这三个派别人物对于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3）上述派别和主张的出现说明了中国近代前期向西方学习的特点是什么？

材料   如果说古代中国由科举制度孕育的士大夫群体有着较多的一致性的话，那么到了近代因内忧外患，则使得这一群体差异性日渐突出。士大夫中最早显示出这种差异性的就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先行者。其次是打着“师夷长技以自强”口号进行自强求富运动的实践者。

——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

材料一   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窭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材料二   同文馆初开，“阁束六经，吐弃群籍”，但随后开办的一些技术学堂增设经学等中学课程。尤其是甲午战争前后，电报、医学、医学、铁路、矿务等技术学堂相继创办，开始贯彻中体西用思想。如两广电报学堂规定，学生除学习西学外，兼课四书五经，以知礼义。起初，无论新式学堂还是书院，课程中的经学、经史等名目，不过是相对西学而提出的中学“代表”，分科观念比较模糊。甲午战后出现的普通学堂，中西学课程的种类大幅度增加，西学课程增加了政治、伦理等科目，中学课程增加了掌故、史地、通鉴、律法等门类。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应对新学而中学课程过于繁难的状况，提出以易简之策救中学，分中学为经学、史学、诸子、词章、理学等科。1902-1903年，注重国民教育与实业教育的新学制和统一学堂系统设立，同时各省督抚纷纷奏请分三科递减科举，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端方奏请立停科举，专办学堂。学堂教育一统天下，分科教学使得中学整体上被西学所兼容。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下）》第二十章

材料一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我们把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二   梁启超说：“洋务派译出各书，多二十年之旧籍，彼中人士已吐弃不道，且屡经笔舌，每失其意。”“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他批评一些讲洋务的人，“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康有为想要仿效俄国、日本的“以君权雷厉风行”，至于俄国、日本的变法“条理虽多”，也只是适当进行选择。

——摘编自汤志钧《戊戌维新与学习西方》

材料三   共产党人正因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

材料一   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魏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康有为对儒家精神的重新诠释，并不具有纯学术的意义，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因此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中去……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在公车上书中是他提出的所谓“议郎”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举荐体制的官吏选拔优点，而且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国家比较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最终达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一共”的政治局面，具有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一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摘自李侃、李时岳等著《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从19世纪60、70年代到20世纪头20年，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并成为中国社会革命运动主导力量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发展时期。从改良到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为探索国家出路作出了种种努力，但终究摆脱不了的命运。

——摘编自胡德坤、宋俭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精神、担当精神和政治智慧，勇于回答和破解时代之问、实践之问、人民之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天地、新气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在理论创新和理论探索上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独到的创造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摘编自季正聚《在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