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的演进以洋务运动所提倡的技术模仿为第一阶段之特征，但自强求富凡三十年，甲午一战化为乌有。知识阶层检讨之余，认为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立宪强国之说遂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初政学两界的共识。

   ——《中国百年宪政之路》

材料二   1912年《申报》载：“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面已。人民既乏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尤未改革”“于共和国之组织，若选举，若会议，及其他人民对于国家种种应尽应享之权利义务诚不谙熟。”“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乃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于原理。”

——据张静如等《中国现代社会史》

材料三   牛头上的马嘴。要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要有法制的传统。而要有法制的传统，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意识。而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市场经济的发达，又必须要有中产阶级社会。要市民社会的发展，要需要知识的教育，要需要发达的那种信息的传播。——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是在一个高度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上面，安放着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之间无法有机的结合。

   ——萧功秦《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

材料一   顺治四年，颁行《大清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其篇目及分门，完全因袭《明律》，后历代不断修缮。《清律》规定：旗人与民族身份，刑罚有殊。官员犯罪区分公罪与私罪。官员贪赃，钦定例：百两以上者，绞决。中央司法机关，主要有大理寺、刑部及都察院，又称三法司。地方司法机关，有州、县，有府，有省，各掌该管内的行政、司法事务。清代的审判机关，分三级管辖。清代的刑罚，主刑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

材料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下令“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并令设立“修订法律馆”。修订法律馆先后译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修改、制定了几部重要法典和一系列单行法规，从而使清朝原有的法律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删去旧律以吏、户、礼、兵、刑、工分篇的总目，统分为30门（篇）；分别民、刑，即将旧律中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违约等纯属民事法律范畴的条款分出，不再科以刑罚；删去因形势变化而过时的条目，更改陈旧的词语、增加了些新的罪名（如盗毁铁路要件罪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初五日会布《公司律》（附《商人通则》9条）。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须“赴商部注册”。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孔子认为社会治理需要等级秩序的建立和巩固，唯有兴礼治法的刑罚功能才能发挥，才能将国家、社会、家庭中的长幼、遵卑关系延续下去而不致亲乱。《论语子路》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一思想经汉代儒家学说代表董仲舒吸收改造为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德主刑辅”论。《汉书董仲舒传》云：“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既重视德的教化，也主张在“大德小刑”原则指导下刑罚的适用，德刑并举、重德轻刑的正统“礼治”思想由此发展形成。理学将儒家纲常理论提升至具有先验性特质的“天理”高度，将礼法结合的共同体思想贯彻于“德礼政刑”“相为表里”的治国策略.可以说，中国古代法治观是以“礼法合一”为核心范畴的“混合法”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集合。

——摘编自李墨《儒家伦理法：中国古代法治观的核心范畴》

材料二 西方法治意识理念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强调的是维护和保障个人的权利。法治的核心理念，就是“确信法律能够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自由合法地享用属于自己的权利”。作为西方法治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英国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就是一部权利自由的宣言书。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在第二条 中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杭压迫。”作为西方法治文明精髓的宪政制度，就是建立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理念之上的。美国国学者萨托利说过：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宪政实践中得到发展，在美国宪法中可以看到最成功的书面表达，并且在宪法保障——因而也就在法治国家——理论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自由主义“发明了从制度上平衡人治与法治的方法”。

——据柯卫《中西方法治意识的差异及启示》整理

材料一   汉朝的法律制度总体上是汉承秦制,但也有很多创新。在法律监督上主要表现为创立录囚制度。西汉统治者总结秦朝法峻刑苛,图围成市,从而激发人民反抗的历史教训,吸取儒家的慎刑思想,建立了录囚制度。《后汉书》记载:"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即州郡长官要定期巡视所部狱囚,平反冤案。到了东汉,皇帝开始亲自录囚《,晋书》记载:明帝"常临听讼,观录洛阳诸狱。"和帝也曾"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发现狱囚二人被非法拷打,因而将司隶校尉周纤降职处分。

———摘编自王国勇《论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制度》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设立监察机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广泛吸引群众监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1951年政务院公布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规定,在各级政府内广泛聘请人民监察通讯员,以"密切联系人民,加强监察工作",其任务是"调查政府机关、企业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作风不良、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等情况,向监委作通讯报告;征集群众对政府政策、法令、设施的意见,向监委作通讯报告;宣传监察制度的意义及其作用"等。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材料一   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材料二   面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严复有鉴别有选择地译述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经典著作。严复认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法治的力量。严复主张依法治国，法律应当维护国民的自由权利，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以期伸张正义，维护公理。

——林平汉《严复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贡献》

材料一 秦王嬴政在统一全国以后，继续奉行以法治国的方略，“首先表现为厉行法治，加强法律的统一适用，‘法令由一统’。并进行了大量的‘明法度，定律令’的工作。使秦从社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到个人莫不‘皆有法式’；其次以法推行政治与文化的专制集权；最后赏罚并用，重刑轻罪。”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

材料二 汉律承袭秦朝的法家系统……但自汉武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儒家抬头，儒学重振，汉律虽已颁布，不能突然改弦更张，但儒家却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在诏令和刑律的司法解释中，汉儒学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得到比较好的和充分的体现和贯彻。三国时，曹操、诸葛亮是以“重法”而著称的，然而，也是打着“德主刑辅”的旗帜进行的。西晋时，重用“博究儒术”的儒臣制定法律，这些儒臣更是严格遵循了纳礼入法、“应经合义”与礼相应”的立法原则。

——摘编自陈红太《从秦律、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材料三 《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张晋藩先生指出：唐律在礼与法的结合方面已臻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以及《贞观政要》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唐太宗的“恤刑”思想和行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从贞观元年到四年，被判死刑者，全天下29人，几乎死刑不用。

——摘编自杨一凡《儒家的法律与道德关系论对封建刑法的影响》

材料   康熙、雍正两朝，多次对清律进行了较大程度地增删修订。乾隆帝即位后，在前代修订的基础上，对律例条文逐条进行了校正，最终完成《大清律例》。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正式完成了。它吸收了自唐朝以来为历代封建法律所沿袭而又能鲜明体现封建法律阶级性的“十恶八议”的内容。满人、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大清律确认了满族特别是满洲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依例不依律，皇帝的谕旨，内外大臣的条奏，成为“定例”后，“则用例不用律”。刑制也有扩大和加重，除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又增加了迁徙、充军等刑罚手段。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清朝统治者还制定了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法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