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提出学习的内容，应该主要是“明人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朱熹还认为，历史上的“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从而使“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摘编自张全明《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材料二   19世纪末，严复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来探索中国转型的新路径。严复在借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三育”论，主张培养德智体并重的真国民。他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指提倡体育，训练国民强健的身体；“开民智”是指开发人民的智慧，提高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改革科举制度，讲求西学；“新民德”的目的是培养人民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与精神。这成为中西方教育理论思想交融的契合点和起始点，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李素敏、张思远《我国“五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与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