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患，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

材料二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熹

南宋思想家叶适认为，理学尤其是程朱之学实际上并不是源于尧、舜、子思之道，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并参与新政，“救时行道”。且发挥孟子的“新学奇论”，如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事君之忠，治民之仁”等。以礼法、伦理为核心，再掺之以佛学和老庄之学等诸家学说与思想，以丰富理学内涵。

——摘编自陈国灿《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图示

材料二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一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

——摘自陶渊明《桃花源记》

材料二   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蒋以化《西台漫记》

材料三   （明）嘉靖四年又规定，凡是双桅海船，统统扣留，即使不是贩卖番物（外国货物），也“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

——《中国古代经济通史》

材料一   太平天国革命不仅借助外来的思想武器，动员、鼓舞、组织了革命力量，而且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表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

材料二   《资政新篇》全文除前言外有四部分：“用人察失类”部分，主要讲“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风风类”部分，主要讲通过教化破除愚昧、骄奢等旧的思想习俗，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法法类”部分，集中提出了28条政治经济改革的立法主张，为全文重点；“刑刑类”部分，着重讲刑事立法司法。

材料一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而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相互维系、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 —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二 （元朝地方管理）从渊源看，表面上像汉地官制，实际上是蒙、汉二元体制。… …

起初是中书省临时派出，世祖末成宗初演变为地方最高官府。

— —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材料一:.西周初年的主要诸侯国

材料二：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之国五十三。

——《荀子》

材料三：汉初郡国并行制最大的弊病就是诸侯国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央皇权产生矛盾，并对皇权和国家 统一构成威胁。汉文帝接受贾谊的《治安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采取了诸如将齐国一分为七、把淮南国一分为三的措施。汉景帝又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藩”，用战争方式平息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 淄川等七国的叛乱。

——《读史笔记》

材料一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中国古代有“邦”“国”“国家”，更有“天下”的含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有较多的相似点，但是“天下”的概念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忧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随着时代发展，“天下”概念更为广泛，超越了君主政权和宗法集团的狭隘利益，“民为邦本”。真正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先就应该是定位在以天下为己任上。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在他的观念中，天下亡才是祖国的灾难。

——摘编自李沧《中国古代历史中爱国主义的意识和表现》

材料二   1899年2月，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认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该文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强调，爱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他说：“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材料一 唐代应考的有许多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早已懂得许多政治掌故。宋代，除却少数几个家庭外，农村子弟，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杆格。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长短。宋代有糊名之制，所凭真实考试成绩。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来必即或任用，因而仍多经各衙门长官辟署，借此对政事先有一番实习。宋代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要及第即得美仕。

直到晚清，西方人还借鉴了此制度，而我们却吐弃了。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把此制度提出，列为五权之一。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文官考试法草案》《典试委员会编制法案》，标志民国考试制度建立。1916年6月成立文官高等试典委员会，举行第一次文官高等考试。规定年满25岁的中国男子，在国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教育部指定的国外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学习3年以上，具有毕业文凭者才能考试。考试分4次，并规定：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相当资格者，可免甄录试。初试合格者，送官署学习两年后可直接参加下次大试。大试和口试及格，依《文官任用法》任用。这次考试因袁世凯暴毙，政局混乱，许多人没有被任用。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