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租庸调制推行的基础，并分析租庸调制“废坏”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两税法实施的的背景，并说明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在宋学中取得了独尊地位以后，理学家及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们因循守旧，反对任何革新，“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取得了垄断地位，朱熹所撰之《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一小部分欧洲人开启了与万历朝士人的对话，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是明人信仰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的道德败坏、急速的商业化、社会等级的松动、边疆的军事危机、环境恶化。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人开始对过去确信不疑的东西产生动摇，并努力寻找理解世界的新途径，而这些往往是处江湖之远的思考。李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程朱理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李贽学术思想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李贽学术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包头是沟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通要冲，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包头商业曾急剧发展。1926年后，多方军队驻防包头，军饷皆由地方支出。之后连遭荒旱，引发的鼠疫造成4000余人死亡。农牧凋敝，商业陷入长期萧条。1937年后，包头与西北各省商路基本断绝，人口由上一年的119614人剧减到65215人。建国初期的包头是一个以皮毛、粮食交易等商贸活动为主的城市。
——摘编自《近代历史发展背景下的包头城市职能演变研究》等
材料二 包头地区拥有白云鄂博铁矿，煤、石灰石、萤石、耐火黏土等辅助原料也应有尽有。1955年集二铁路建成，苏联通过它向包钢运输了大批建设所需的设备。包钢是建国初期“156项工程”项目之一，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学生和技术人员怀着建设新中国、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情来到包头，成为草原钢城的创业者。在土地征用和资源勘探等问题上，政府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感情，各厂矿还注重对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培养。1959年10月16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结束了内蒙古地区“寸铁不产”的历史。包钢和鞍钢、武钢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
——摘编自《“一五”计划与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包头经济的发展状况。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包头草原钢城迅速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早期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并简要指出其起步背景。
（2）依据材料二并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制造业发展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
材料一 从接受康有为的学说开始，梁启超的理想便是改革封建王朝，使之变成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1899年至1903年的激进，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由于戊戌变法的和清廷的顽固保守，梁启超转而接受孙中山革命派的激进方案……1905年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复归于保守，重新鼓吹起改良与立宪。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关键时刻，梁却又拒绝诱惑、不怕威胁，坚决维护民主共和。
——摘编自杜先菊《梁启超一生中的“变”与“不变”》
材料二 孙中山说，欲救亡图存，“革命为唯一法门”。即认为不推翻清王朝，中国决无生存于竞争世界的希望……共和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中国应当取法乎上，直接建立共和制度，“方才是人类的进步”。还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外国经验教训，“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汤奇学《孙中山的社会进化思想述评》
材料三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号召，他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1）材料一中梁启超一生中的“变”与“不变”指的是什么？概括梁启超政治思想多变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孙中山挽救民族危机的策略。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为践行“社会进化”思想进行的政治努力。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并依据所学知识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具体表现。
8 . 民法是规定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关系以及跟它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1）依据材料，概括《大清民律草案》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的国内背景，并指出民法典“未及正式施行”的直接原因。
材料二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2）依据材料二，概括两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
材料三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三，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反映了怎样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推动形成统一民法典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儒学完成了由平民儒学到官方儒学的第一次转型和跨越，自此以下，两千多年间，儒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由民间进入宫廷后，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和普及，并不断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渗透。然而，官方化儒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腐蚀着儒学的机体，曲解了儒学的精神，扼杀了儒学的创造力，甚至败坏了儒学的声誉。
——颜炳罡《民间儒学何以可能？》
材料二 初期察举制与科举制简表
察举制 | 科举制 | |
| 取士方式 | 由地方州郡长官承担推荐之责，按科目要求向王朝推荐合乎相应标准的士人 | 采用招考与投考的方式，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名应试： |
| 取士标准 | 取士标准包括德行、经术、吏能、功次、文法等 | 以文辞和经术取士，士人之进退决于程文之等第。 |
| 入仕程序 | 既是入仕途径，也包含了铨选、升迁，有时甚至还有考课的成分。 | 士子通过礼部主持的各级考试后，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任官资格，此后须参加吏部铨选方能得官。 |
| 教育背景 | 大量孝子、隐士、侠客，贤人、名流被举荐，并不要求一定是学校生员。 | 士子必须为学校的生员，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
材料三 隋唐科举彻底打破了六朝以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不合理现象。……这种完全用考试的方法取代过去察举推荐的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主要渠道。 为了给应试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几千名学者和学生从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史的讲习。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唐太宗不得不下令编撰正统的经籍注疏，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据《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等资料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完成由民间进入宫廷的第一次转型的背景和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初期察举制与科举制的不同之处，并据此予以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对当时文化教育事业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生的后果。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