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材料一   东北地区借助较早解放以及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占有突出的经济地位。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地区不仅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以资源开发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全国领先地位。改革开放后的东北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拐点。其经济优势逐步丧失，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减缓。1978年至2017年，东北三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1%，而同期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5%。到2017年，东北经济规模占全国总规模的比重降到6.7%，这表明东北地区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摘编自乔榛、路兴隆《新中国70年东北经济发展：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贯彻落实好新时代的组织路线。

—摘编自段炼《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东北振兴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