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材料一   西周时期，学术文化活动为王室所垄断，接受学术文化教育的群体也仅限于贵旌不弟春秋以降，则出现“畴人（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现象，伴西周礼乐文化流向社会，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企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

——摘编自刘爱敏《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材料二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材料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慰问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追求、体育强国之路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2017年，在第13届全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体育应当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作为一个“体育强国”仅在竞技赛场上逞英豪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更要有健康的人民，人民健康是强大综合国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体现，因此全民健康被提到了国家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对“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摘编自高慧妮《新中国体育口号演变及其功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