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
——摘编自尹敏志《军机处：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
材料二：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三：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概括材料一的观点并结合唐朝时期的有关史实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前期对传统中央官制的继承和创新的主要史实。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中期阁臣对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原因。
| A．《浅议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朝代——夏朝》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材料一 隋唐五代是草市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草市上除农户出售自用有余以调配余缺之外，城市市场出现的珍玩宝器等奢侈品亦充斥其间。草市的数量和种类与前代相较也有增加。一些草市则分布在茶山附近，形成所谓茶市。与茶市类似者还有“鱼市、药市、桔市、莱市”等类。唐代中期以后，体现浓郁巴蜀地方特色的小市、酒市、江市、柳市、药市、蚕市、茶市等大量涌现。以特殊商品为交易对象的专业化草市也较为普遍。伴随这些专门化草市的繁荣，其经营范围突破了单一产品的限制，交易范围不断扩大。隋唐时期草市发展的特点之一为江南草市发展迅速，北方草市兴起滞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频繁，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内部泾渭分明的坊市界线被突破。商业活动范围由市伸展至坊，坊内店铺不断增加，营业不再受时间限制，夜市出现并迅速扩张。城市内部坊市店铺林立，发展为商业中心。
——摘编自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五代草市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的市镇与隋唐五代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并指出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肇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度，秦代，趋于成熟，两汉则日臻完备，成为汉帝国地方政治活动的核心与基干，也构建了两个多年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框架。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
材料二 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都转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提点刑狱……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
——摘编自《宋史·职官志》
材料三 云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摘编自谈迁《国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郡县制度的主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地方管理机构的特点。
(3)指出材料三中提到的内阁大臣的主要职责，结合所学概括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北魏建国伊始，统治者对其他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高压政策。作为汉族人的冯太后，孝文帝在她的教育下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魏书·咸阳王禧传》曾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孝文帝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民族交融的历史新高潮。
——摘编自左颖《北魏孝文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也就是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太宗还举汉武帝的例子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敞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尽管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赏，但它所反映的事实大体不错。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民族政策的目的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具体史实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中“抚之”“讨之”的表现。
材料一
| 时间 | 事件 |
|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
|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 | 乃立九品官人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
| 隋炀帝大业年间 | 始置进士科 |
|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 | 始置武举 |
材料二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升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至唐的选官制度及相应选官制度的选官标准？(2)依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的影响。
材料一 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正统思想和钦定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在宋学中取得了独尊地位以后，理学家及其信徒在政治上把持了仕途要津，他们因循守旧，反对任何革新，“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取得了垄断地位，朱熹所撰之《四书集注》逐渐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允许士人“务自立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一小部分欧洲人开启了与万历朝士人的对话，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不是明人信仰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信仰的动摇来自文化内部的压力：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的道德败坏、急速的商业化、社会等级的松动、边疆的军事危机、环境恶化。在这些条件下，一些人开始对过去确信不疑的东西产生动摇，并努力寻找理解世界的新途径，而这些往往是处江湖之远的思考。李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程朱理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李贽学术思想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李贽学术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的精神，这是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教人们在面对苦难时要保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其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人是中心，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这种思想在当前素质教育之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牺牲与奉献，家是人们避风的港湾，父母之爱与民族之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使得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十分强大，也正是这种文化才会使得中国人心中始终怀有落叶归根、血浓于水、尊老爱幼、厚德载物的认知。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五四运动是影响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发展的重要事件。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通过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守转化的价值根基，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为转化确定前进方向，以民主科学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桎梏赋予转化时代特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转化提供领导力量，开辟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转化提供现实支撑，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思考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应紧紧围绕革命性这个核心问题来深化。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运动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创造性转化的表现，并分析其背景。
材料一在夏、商时期，分散的各部族均被称为“国”。西周诸侯自称为“国”，天子自称为“邦”，从西周至春秋，国一直作为都城的称呼。西汉被分封的同姓诸侯王也被称为“国”，在其领域内有财政军大权。至汉武帝时，诸侯王的国已经被改并为郡县，诸侯王只食其赋而不准治事。西汉以后，除少数朝代的封国有过相对自治权之外，诸侯王均不得管理所封国内的军政事务。这些军政事务一概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管理，即实际上被纳入地方行政序列。
——摘编自韦庆远等《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在其辖区开始设置郡、县。在当时，郡、县二者间未必有统属关系，但这已经说明这个时期郡县制已经开始出现。秦朝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秦分天下为36郡，汉代时期已增至83个。汉武帝为了对地方诸郡进行监察，设置13部刺史，刺史的治所被称之为“州”。东汉改“郡”为“州”，改刺史为州牧，开启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时代。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夏商至汉代“国”这一词含义的变化，并分析西周与汉初封国的不同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夏商至汉代地方行政区划演变的趋势，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