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美国《时代周刊》创刊80多年以来，《时代周刊》封面上以中国的人和事为主题的有60次左右。该周刊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看中国的机会。1938年1月，时代周刊》的锋面人物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照。194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1984年4月30日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手里拿着可口可乐，面露微笑，背景是中国长城。标题是：“中国的新面貌，里根将会看到什么”(如图)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主持下，苏联政府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力图通过削减党和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以利润和奖金激发企业和职工生产积极性。“八五”期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以后，勃列日涅夫等其他领导人认为，改革会把苏联引向“市场社会主义”，因而陆续收回了下放的权力，恢复了行政命令体制。虽然计划指标比原来减少，但企业的生产方向、产品品种和生产数量仍由国家规定，计划指标仍是企业绩效考核的关键尺度。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彻底失败。

——摘编自陈婉莹《试析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二   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1984年3月，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发表《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主张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干部职务浮动，能上能下；实行多种形式的内部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允许企业自产自销等。其获得邓小平、项南等人的高度肯定，推动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国务院文件的出台。1984—1988年，福建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等高达22.46%，比前五年翻了一番多。2014年5月，30位福建企业家致信中央，提出增强科技创新、发挥“海丝”优势、彻底打破所有制界限等建议，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摘编自黄文麟《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福建企业家“两封信”的记述与启示》

材料一   明朝末年，闽南沿海经常遭到倭寇骚扰侵犯，军民奋起抵抗，涌现了很多民族英雄，俞大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逝世后朝廷追赠“左军都督”，谥号武襄。有关俞大猷抗击倭寇的故事也在闽南地区广为流传。在闽南民众的想象中，俞大猷是一个晓勇善战、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是一代抗倭名将，在抗倭战斗中，他刚毅沉着，有勇有谋，立下了赫赫战功，保护了沿海百姓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安宁。

——摘编自戴冠青《英雄想象中的价值取向与生命追求》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城乡妇女广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来。1950年，以梁军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纵情驰骋在北大荒的原野上。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她们研究出了多种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开垦出了22500亩土地。梁军光荣地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9年，梁军驾驶新中国建造的第一台拖拉机的英姿被永久地定格在第三套人民币的一元纸币上，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记忆。

——摘编自朱宝辉《绽放在拖拉机上的铿锵玫瑰》等

材料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

——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

材料一   1872年，李鸿章奏请“设局招商”，试办中国现代轮运业，以实现“自强求富、振兴工商、挽回利权”的目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认为“中国办理海疆十余年，惟招商局深中肯。若办成有效，洋人之气不待战而慑矣。”招商局成立后，开风气之先，以“招商集股”方式向民间筹集资金；开辟了多条沿江、沿海和远洋航线，将中国航运权收回五分之三；相继参与兴办了上海织布局、仁和保险公司、开平矿务局、汉冶萍厂矿等公司。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招商局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分公司继续保留招商局名号，直属总公司领导。经过改组，招商局结束了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管理体制上达到了统一，实力不断增强，成为新中国水运事业的中坚力量。1978年，交通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这将招商局再次推到时代的潮头。1979年，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招商局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成立。除了开发、建设工业区，招商局还在其他领域进行大胆的探索。1986年，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正式成立。2003年，招商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港口业务，经营业务日益多样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摘编自胡政主编《招商局画史》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中国陕甘宁边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2020年4月，教育部将该书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下表为该书的目录节选。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