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清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深入。清代将原属四川的播州地区（今遵义一带）划归贵州，广西北部地区的罗甸、望谟、册亨、贞丰数县亦并入贵州。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清朝在云南等边陲地区实行富有特色的基层驻军制度即汛塘制度，在边远地带以及与邻邦接界的地区，大量驻守绿营兵和各种土军。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使之同于内地。

——摘编自杨永福、陶亚敏《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材料二1865年，来自中亚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1871年，沙俄公然出兵新疆，武装侵占了伊犁地区。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全面负责规复新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清军完全消灭了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1881年清廷派曾纪泽赴俄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次年收回了伊犁。左宗棠曾多次上奏朝廷，阐明新疆设省的必要性，建议在各地设立新的行政建置，直接管理各地民政事务。1884年11月，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通史》

材料一   旅顺陷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褫职，仍统海军驻威海，兵舰既弱，坐守而已。日舰集大连湾，将袭威海，先攻登州，陷荣城。日舰二十五艘环威海口外。海军方新败，并匿不出。汝昌恐北炮台不能守，命卸巨炮机件以归，免资敌，戴宗骞持不可。无何北台陷，宗骞奔刘公岛。日军踞炮台，以台之巨炮俯击澳内兵舰……海军水手并登岸，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乞生路，刘公岛中大扰。诸洋员请姑许乞降，以安众心，汝昌不可。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仰药死。诸将推洋员托汝昌之名，作降书。日军受降。

材料二   当中国盛时，日本不敢与抗。咸丰庚申中英之战，败衅，英、法、俄、美并为有约之国，日本不得与……是役（甲午战争）后，日人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为钤制。中国乃不国矣。

——以上材料摘编自杨松《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

——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自永嘉风暴到隋的统一（311~589），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互相冲突、采借文化的时期。调适的结果形成了文化的整合或涵化，最终的表现则为隋唐帝国光辉的汉胡混合文化的光临。自永嘉五年以后，虽然有大批中原的士族南渡，但仍有很多的汉人留在北方；新迁入的游牧民族自然也挟带着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于是引起了双方的“文化采借”。在大部分时期内，农业民族是居于指导者的地位，五胡建国于中原后的行政组织、礼仪、法律等，多出自汉人的设计。当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思想冲突、种族纠纷、政治斗争等现象难免会经常发生，甚至导致若干悲剧的上演，但随着时势的推移以及双方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一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898年）

材料二   《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歌声，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地方，无论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有人唱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材料一   鸦片贩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最大项目。1773年对华鸦片试销成功后，东印度公司把中国作为销售鸦片的主要市场。1832年，英国国会辩论，一致认为：“鸦片税是由外国消费者负担的税收。”这等于是伦敦政府对鸦片贩运承担责任的公开声明。

英国是当时对华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但实际上，正当商品中没有任何一项是值得中国人欢迎的。而英国本土对中国丝茶的需要日益增加。于是出现了英—印—中，即棉纺织品—鸦片—丝茶这一循环的三角贸易关系。该过程是鸦片贩子在中国吸收现金，东印度公司用汇票换取现金转为贩茶的资金。

——摘编自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

材料二   这种由战争而造成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主权的丧失。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让出了地盘。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出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可惜，对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中国社会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有两次高峰……明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地区市镇数量约为226个，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410个，约万户以上的大镇有15个，市镇数量整体上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这其中以盛泽、濮院和南浔人口最多，这三个超级大市镇都是专门的蚕桑市镇。此外还有双林镇和菱湖镇、乌青镇、震泽镇等，都是以丝织产业而闻名的小镇。……随着蚕桑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与蚕桑生产相关的行业中。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摘编自范虹珏、胡浩《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特色发展研究》

材料二   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实践表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的直接延伸，绝非只到县一级为止，而是毫无疑问延伸到了县以下，突破了“国权不下县”的传统。……在明清江南，市镇作为基层社会的一部分，也被置于“文”与“式”两个系统的管辖之下。明清江南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市镇中多有政府直接委派的县丞、主薄等佐贰官坐镇管理，主要职责以维护治安为主。进驻市镇的“武”机构主要有：守御千户所、递运所、分防千把总所，清后期又有厘金局、团防局、水师协镇署、水师统带所等，显示出政府力图控制基层社会之努力。

——摘编自张海英《“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