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蕙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摘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在新的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地转向以经济、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要求，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唐都长安在当时的地位。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各举一例唐朝史实予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之初“想得大些”的表现，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布局”特征，结合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谈谈科技创新在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十分活跃，武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国术馆，国术馆对当时武术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对体育运动赛事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对于提供兵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育锻炼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可以使人们在战争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一些国内知名学校开始迁到云南以及四川，这些学校不仅在校内自行组织体育活动，也会在学校之间、区域之间举行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活动使得体育在社会之间的传播更为广泛。
——摘编自陈茂春、刘中强《晚清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思想演变探究》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70年来，我国与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力亲为，通过体育助推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摘编自苟仲文《新中国体育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的背景和影响。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的体育外交活动。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农书编写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以来农书整理变化的特点。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 清政府实行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传统货币制度。道光年间，由于民间制钱私销私铸，“钱贱银昂”“官民商贾胥受其累”。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外国银圆普遍在中国流通，动摇了当时货币制度。对此，林则徐提出了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他提出以自铸银圆取代洋银，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银钱两枚合纹银一两。这样既集中了外国银圆携带和使用方便的优点，而且以足纹铸造，避免如外国银圆那样色低践平造成对广大人民沉重剥削的弊端。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以“贵在流通，在便民”的思想贯穿始终。一方面反映了他具有鲜明的为维护国家权益、富强国家、保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注意外国先进的事物，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养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自铸银圆的思想主张仍然没有完全跳出白银货币的框框，没有认识到外国银圆本位币体制的科学内涵。
——据唐岱蒙、唐嘉历《林则徐的“官铸银”货币思路与实践以及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林则徐货币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林则徐货币改革的主要措施，并简析其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史记》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并归纳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嘉庚演讲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朱光亚为代表的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建设的缘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 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初形成，主要是在农耕地区。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文化，以墨子为代表的下层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念。后来，又不断地融合了一些源于其他族群的文化，尤其是游牧民族文化、佛教的文化、伊斯兰的文化、基督教的文化。而所有这些源于其他族群的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有机构成部分，都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实现了文化的中国化，和中华文化共同体原先基本价值观念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稳定的文化基础。
材料二 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近代以来的深刻裂变，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开始的。在作为《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高调揭示新文化六大纲领……这六大纲领，无一不是以近代西方为坐标；无一不是将近代西方的观念与制度，视为中国必须原封不动照样复制的目标模式。新文化运动后期，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所代表的新的价值观和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模式，劳工、农民方才得到关注，这一文化运动方才接上了中国的地气。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青年运动必须和工农相结合，它才具有真正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姜义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百年裂变与重建》
材料三 （一）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
（二）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
（三）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
（四）忆及在民主、宽容、社会公正以及各民族和各文化间相互尊重的环境中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多样性对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以佛教文化为例概述“其他族群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有机构成部分”的关键及过程。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归纳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共同体深刻裂变的轨迹，并指出新文化运动后期“接上中国地气”的着眼点，并结合国民党一大内容进行说明。
(3)根据材料三，概括要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世界文化多样性面临的挑战。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