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春秋战国相较，汉代提供了比先秦更有保障的求职途径和谋取利禄的机会，使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实现途径日益规范和制度化。汉代，不论学子出身如何，只要学业优秀并为统治者所用，便可上升到令世人仰慕的社会阶层，由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成为政治精英，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占据较高社会地位。
——摘编自薛志清等《功利观与精神的培养——对汉代士人社会流动途径的考察》
材料二 明代中期由于展开捐纳，导致官僚预备集团愈发膨胀，加之科举的额数相对稳定而不能适应人口数的增长，大批士人上进无门。时人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当时的士人杨爵“下诏狱，杖之。居数日，视无恙，复杖之”；王夫之在书中也多次谈到廷杖等酷刑对士人心态的摧残，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明末士大夫“躁竟”“激戾”“放织”等表现变成了士人群体的特有性格。
——摘编自王新博《浅议明末士人生存与心理动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使汉代士人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明末士人的变化并进行评析。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密不可分。不同历史阶段“夷夏”观念有不同内容，如下表所示：
| 时期 | 内容 |
| 夏商时期 | 人们对于居四周及文化上与内地文化不相同的民族称之为“夷”。自称为“夏”或“华” |
| 两周时期 | 内地华夏礼乐文明日益完备，与周边民族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助长了华夏族文明的优越感。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夷夏之辨”的理念，认为华夷有别、要严守“夷夏之大防” |
| 秦汉时期 | 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动荡格局，首次实现了华夏“大一统”。汉文帝、景帝时由于国力上的劣势，仍沿袭先秦时期“华夷之辨”思想；汉武帝在民族关系理念上倡导“以夏化夷”，纳“夷秋”于华夏，实现“华夷一统” |
| 魏晋南北朝 | 在儒家“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各政权都以华夏礼乐文明承袭者自居，坚称自己“奉天承命”，以“大一统”为政治目标，并指责其他政权为“僭伪” |
| 隋唐时期 | 隋文帝实施“守御安边”之策，隋炀帝“混一戎夏”，唐太宗对各民族“爱之如一”，“夷夏大防”的传统民族观被打破，开启了“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大格局 |
| 宋朝 | “华夷之辨”的呼声又趋激烈。北宋石介在其《中国论》中严格限制了“华夷”之间的文明界限：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 |
| 元代 | 宫廷和军政官署大量使用“华夷一统”“华夷混一”等概念，汉族士人多谨慎地称之为“混一”，如“混一华夷”“华夷混一” |
| 明朝 | 盛行“华夷一统”，又兼用“中华一统”，朝野上下多认可“华夷混一归真主，宇宙弘开属大明”的主流价值观 |
| 清朝 | 皇太极继位不久便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乾隆认为“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完善了“华夷一体”的观念 |
——摘编自段超《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或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述清晰）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并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业遭受二次重大挫折的背景，并指出这些挫折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烦琐化和王权的逐渐强化，几代周王对传统宗族政治有所突破，开始有意地破坏周初分封制下所确立的侯国与王室之间的宗法政治关系。周天子在对待封国方面不仅没有尽到庇护的责任，还肆意干涉封国内政，甚至动辄伐灭封国。血缘宗亲情感的淡化和宗法制度的衰弱在周王室那里开始显现。
——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材料二：春秋时期，宗族关系普遍存在并构成了各国政权的基础。各宗族内部仍实行基于血缘等级关系的宗法制度，并延续了传统宗法关系的若干特点。大宗要“保族宜家”，有责任禁止族人间的财产兼并和维系族人的平等权益。在宗族内部，宗子对族人拥有人身支配权。宗子的继承会受到卿大夫个人意志或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造成立庶、立爱、立弟等情形的产生与发展，但嫡长子继承制仍为常制。到春秋中后期，随着宗族内部小宗私有财产的积累和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一些小宗力图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桎梏，开始与其大宗对抗，并争夺权益，促使宗法体制走向瓦解。
——摘编自马卫东《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延续及其瓦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中后期周王破坏宗法政治的表现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春秋前期宗法制度延续的主要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法制走向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3世纪末，关中发生饥荒，汉、氏各族大批民众被迫流亡到汉中地区，其中十余万人获准进入巴蜀。西晋益州刺史谋求割据自立，为收编移民而残害流民首领，各族流民在氐族人李特的率领下攻克成都，粉碎了其割据阴谋。不久，西晋政府又下令遣返流民。史载：“时罗尚（西晋新任益州刺史）贪残，为百姓患，而（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去世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再次攻下成都，李雄在部下及部分蜀中大户的拥戴下称皇帝。“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
材料二 自秦朝以后，大一统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基调。比较来看，欧洲的面积与我国相当，但自古罗马帝国以后就逐步分裂为众多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原人构建、各民族参与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在中原地区形成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周边各民族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摘编自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公元3世纪末大量人口迁入巴蜀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公元3～6世纪中欧人口迁徙的后果的差异。
材料一 一战后期，军事训练、装备和后勤系统不再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唯一因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号召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形式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威尔逊呼吁欧洲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以没有领土兼并和赔款的政治自决的方式结束战争。
——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世界简史》
材料二 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只是宏大叙事与国力兴衰层面上的“东升西”，更是嵌入世界政治、国际经济与全球观念等各个领域而产生的20世纪初甚至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2022年，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左翼政府执政之后，占拉美地区人口80%以上的国家先后“左转”，均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东盟国家先后成功举办东盟峰会、G20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区域团结与经济活力不断强化，追求东盟独立自主的中心地位。
——摘编自王文《世界格局新变化与大国博弈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列宁和威尔逊主张的共同点。
(2)根据材料二，从世界政治角度说明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为中国把握百年变局下的战略主动权提出建议。
材料一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连年战争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大量难民、灾民、移民涌入陕甘宁边区。为帮助这些困难群众在边区（解放区）生存下来，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政策，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难民办法的布告》《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的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同时，边区政府将直接救助和生产性救助相结合，强调以工代赈和群众互助，通过开荒、灭蝗、挖野菜等生产自救活动，带领灾民恢复生产。另一项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是拥军优属政策，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抚恤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荣誉军人抚恤办法》《苏中区优待在乡荣誉军人暂行办法》等文件，对军人及其家属可享受的物质及精神优待作了明确规定，如革命伤残人士可领取抚恤金、补助金，对军烈属要在生产资料及生活物质上予以帮助等。
——摘编自林淑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保障的百年探索实践及启示》
材料二 欧洲各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步入全面建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相继完成了有关立法工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税收大幅增加的鼓舞下，西欧各国政府盲目乐观，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开支，增添保障项目，扩大保障范围，提高津贴标准，放宽受惠者条件，结果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持续大幅度增长，进而使这一制度因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而面临严重困难，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严重，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面临这一新的形势，西欧各国政府均对此前形成的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
——摘编自郑文彬《社会保障——欧洲社会的稳定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解放区）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原因。
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1)根据材料，概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成立的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