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废除丞相后，因繁多的政务和大量的奏章，一个人无法管理，故设殿阁大学士，由文人充任，批阅奏章，只可备顾问。到明成祖时，殿阁臣僚入值文渊阁，可以参预机务，但“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批答出自御笔”。宣德初年，明宣宗开始让内阁和个别部的尚书对中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子疏面进上，称为“票拟”，然后呈皇帝“易红书批出”。及至正统初年，因英宗朱祁镇9岁登基，年龄幼小，太皇太后全权委政内阁，使内阁票拟制度化。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率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虽然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顿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清朝建立之初，内阁、议政处、南书房三者的职掌分别是：“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须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雍正帝设置军机处后，大权归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军机）大臣面呈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至乾隆时，内阁权更轻，票拟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阁臣不入枢府（军机处）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

——摘编自[济]管世铭（鹤半巢诗集·序》

材料一   经过南北朝的分裂，隋唐统治者在寻求新的治国方略中，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尊崇儒学是统治者经过总结历史经验、深思熟虑后做出的自觉选择。隋朝统治者重视儒家经典的研习。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接受秋书监牛弘的建议，遣使搜求天下遗存的儒学典籍。但因隋代短促，还未来得及完成儒学统一的任务。至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孔颗达等撰写的《五经正义》代表了经学最高成就。《五经正义》的领行，使儒学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在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统一。

——摘编自郭应传《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

材料二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