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明清时期，江苏松江府一些地区种棉花的占百分之七八十，福建漳州府和汀州府是烟草专业户集中的地区；北京丰台草桥一带各村庄都种植花卉，被誉为“花乡”；苏州、杭州以丝织业闻名全国；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材料表明（     ）

材料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ū）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逋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材料二   南朝梁武帝派大臣陈庆之出使北魏，他在宴会上大言不惭：“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言词中充满对北魏的蔑视，自以为长江以南才是“正朔”的所在。但是当他亲眼目睹洛阳旧貌换新颜，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回到梁朝后观点大变：“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承认南朝自愧不如。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孝文帝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也为北魏后期的统治埋下了无穷的隐患，特别是孝文帝大定姓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在经济利益上一味向鲜卑贵族让步，这对尚无文化积淀可言的鲜卑贵族来说，无疑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凡此种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

——摘编自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材料四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摘编自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材料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调和，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佛教教义之一。佛教论者还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佛教教义，他们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摘编自高翔《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出身于佛门的草书大家怀素和尚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摆脱了传统章法的束缚，狂革舞动，变幻英测，书写于法度之外，在中国书法史上独具一格，他的意境往往被视为对佛救“空”的领悟。佛寺中的高僧心态往往开放包容，佛门书家与信佛的文人雅士的双向沟通与融汇，使得“顿悟说”“凝神观照”“意会”等具有明显佛教文化色彩的语言，最终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艺术理论家们成功吸收借鉴。在佛救教义中，佛教徒只有通过如理如法地不断修行，才能最终成就涅架自在的解脱境界。佛教这种“修行”的思想与书法家的修养提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虞世南、张怀璀等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创作理论研讨中，都可以见到佛教“修行”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多与佛救文化主题有关的书法作品正是书法家对佛救相关问题思辨后的结采，还有一些则是在生活中与僧人交往互动后留下的记录。这些带有佛救文化特色的书法作品与普通书法家的创作意境不同，独具魅力。

——摘编自李栋财《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传统书法艺术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