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以商业活动和传教为滥觞的。丝绸既作为商品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引起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古国的向往。之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对于这么庞大的帝国能维持政治上的大统一，儒家及儒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能被普遍接受，以及中国极少宗教战争等印象深刻且佩服。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外交官等写了大批报道和书籍，我国国际形象骤然失色。美国传教士描述“中国社会如同中国的景致一样，远看好看，近则臭气难闻。”在美国1870年间爆发了排华浪潮，中国人到处受歧视被排斥。“中国佬”、“中国蛮子”，“黄货”等贬词也由此产生。

材料二：1984﹣1985年，由于我国国内形势越来越好，改革成果显著，国外舆论纷纷变调。美国《时代》周刊评选邓小平同志为“1985年风云人物”，特辑则介绍了中国近年来多方面的深刻变化，该刊虽提到我改革中的一些困难，表示了某些疑虑，但总的调子是称赞改革，而且提到世界历史的高度，称我国改革是一项伟大试验，并大加肯定和赞扬。

材料三：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的中国典论形象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20世纪中国的国际舆论形象，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结束。

材料一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材料二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今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认为教人为学首先就是要使学生明义理、会做人，而并非只是为学得杂博知识，做些华丽文章，用以活名钓营，争权夸利。他在《孟子集注》中进一步明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库、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朱熹认为，只有把“明五伦”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才能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

材料三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

材料四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1999年在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原有的八大学院的基础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13所高校联合成立北京学院路地区高校教学共同体，2002年发展到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16所高校的教学共同体。学院路共同体以资源共享为途径，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其在校专业素质培养相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素质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