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   1902年云南大理喜洲商人严子珍、杨鸿春与江西商人彭永昌成立“永昌祥”商号，并把总号设在交通便捷的下关。那时，滇西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所有货物都靠人背马驮。运输能力的低下致使资金周转缓慢，要想赚大钱，就必须去更远的地方，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永昌祥从云南运出茶叶，从四川运来生丝，从西藏运来药材，从缅甸运进洋货。

初期，他们采购茶叶，扶持下关的作坊为他们的茶叶拣选、分级。永昌祥成立后，改革制茶工艺，在茶的底部开窝，既便于干燥，也便于运输。云南话里称一小堆一小堆的东西为“一坨”，这种新出现的茶形状就在小范围内被称为“坨茶”。又因为四川有个沱江，他们就将“坨”字改为“沱”，“沱茶”大行天下。1923年在注册的商标上说：“本记向在云南迤西下关，不惜工本由普洱各茶山自行提办春尖普茶，发各埠销售。贵商光顾，请认招牌为记。”1930年，永昌祥把在下关的作坊改为永昌祥下关茶厂，1950年，新中国茶业公司派员接收了旧中茶康藏茶厂，并将其改名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下关茶厂”；1952年，下关茶厂接收原属云南矿业银行的下关西南茶厂。1956年公私合营后，下关茶厂变成大理（下关）唯一继承沱茶传统的茶叶企业，其产量，也是云南省茶企翘楚。同时又是国家边销茶重点企业。

严子珍还发起创办下关电站、喜洲电站，带头捐款给抗战前线，修桥浚河，兴建工厂，建设学校、图书馆、医院，练团兵，防土匪……据喜洲文胆，参加过公车上书的赵甲南先生统计：“总计捐助地方教育文化及公益慈善事业，举其著者，殆已达国币一百余万元。”

——摘编自杨克成《永昌祥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