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士至于道”，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文化自觉。士人必须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义；对与道相违的人、事必然要批判，更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要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为保证道的尊严，还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一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挹注：从有余的地方取些出来以补不足的地方），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褥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有学者说，周代的宗法制完备而严格，是一个成功的创造。继位的族长在宗族中有对宗族祖先的主祭权、对族人政治上的治理权、对宗族内共有经济的支配权。同一宗族内，“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民”。这种关系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君统宗统的合一。
——摘编自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
材料三 礼乐制度较西周其它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视化。《周礼》规定了周王和贵族在各种场合的服饰要求，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周礼》中关于服饰的规定，紧紧围绕了周人的治国思想，是穿在身上的政治。
——改编自谢红《中国历代服饰赏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主要政治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宗法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制度对西周政治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说“（西周的服饰）是穿在身上的政治”？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大一统”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亦是一种国家形态结构，我国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形成于秦汉时期，但从政治框架的理想构建到血缘历史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秦汉以后，实现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治理目标。
---据卜完群《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等整理
材料二 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解决边疆“内患”的重要史实并简析能够解决边疆“内患”的原因。
材料 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如商鞅、张仪等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观念。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国吕不韦、昌平君诸人，似乎全非秦之贵族。秦政府实一“东西混合”的政府，亦是一贵族与平民合组的政府。秦借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作者认为秦能够走向富强的原因。(2)指出材料反映的秦朝政治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国耻地理教育是近代新名词。1905年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将失地、领事裁判权与国耻相联系，强调了失地丧权的严重危害，这是地理教材第一次引入“国耻” 概念。而“国耻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上海《浦东中学杂志》登载的《国耻地理记》。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要求学生在“实地观察”时必须运用地图，同时还要“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中华书局则立即在历史教材中添加国耻地图。1913年《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插入历代沿革地图，昔日辽阔疆域与近代大幅沦丧形成强烈反差，极大 地渲染了民族屈辱。1915年，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请人演讲《国耻地理》,从“租界胶济湾”、“筑路权”和“采矿”展开，并谈及东南沿海与内蒙古要地，希望学生密切 关注海防、边防。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识之士还建议教育部应向民众普及国耻地理， 唤醒国民的国家意识。1924年有人将旅顺、大连纳入歌词之中；1936年版画家罗清桢创作的《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图》,对“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和“外蒙”屈辱失地进行了刻画。国耻地理教育让各界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牢不可破的团结”才能实现领土完整的 真正捍卫。受激励而走上救亡图存、雪耻复土道路的学生、民众不计其数。时至今日，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等近代屈辱历史仍是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摘编自熊斌《因应与强化：近代中国的国耻地理教育》
(1)据材料，指出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内容并概括其特征。(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不断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会有恻隐之心。统治者只需要顺从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就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民有恒产”，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认为“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材料二 西汉董仲舒的思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认为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否则就是反对上天。他还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也是天的意志，天的安排。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练《浅析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的主要不同》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孟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到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性、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对外开放的特点。
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外交“华夷秩序”观念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的变化趋势，并对中国近代外交进行评价。
材料一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秦朝对周朝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地处西北，“戎俗，尚武勇，故其民风大近于质朴无华，不尚文礼之一途”，较少受到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秦朝建立后，疆域包括大量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土地，这些“化外之地”也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管理，并且要由中央直接控制。所以，采用郡县制是必然的选择。
——摘编自黄栋法等《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探析》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戍兵布置、调遣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西汉初年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作出的调整。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代行省制的特点。结合所学，简述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