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初的宰相制度基本因袭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立，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之职。高祖时期共有宰相十二人，太宗时期共有宰相二十八人，大部分是以他官兼、判或检校侍中、中书令者，“兼、判既非正官，亦属临时差遣”。贞观以来又常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官员要按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祖、太宗还设立文学馆、弘文馆，常召一些名儒学士入宫禁讲论文义，备君主顾问。
——摘编自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武则天当权后，宦官开始掌传达出纳之任，参预政治。玄宗时期，任命亲信文人为翰林学士，专掌最机密的诏令起草，翰林学士正式参与朝政决策。到宪宗时期，正式设立由宦官出任的枢密使，职掌类似于门下省的侍中，在皇帝与宰相、翰林学士之间宣旨传奏。而中书门下（政事堂）居于禁外，宰相较多地成了执行官。可见中唐以来，政治中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摘编自戴显群《唐后期政治中枢的演变与唐王朝的灭亡》
材料三 君权既尊，则辅相之权往往移于其所私暖。
——摘编自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初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唐代中枢机构演变的特点。
(3)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简析材料三的观点。
| A．瓦解了传统的四民观念 | B．有利于明清社会的转型 |
| C．导致社会消费观念更新 | D．致使社会资本投向畸形 |
材料 管仲的军事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把国都内的居民分为三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士”。让“士”居住在国都内是为了让士“就闲燕”-士兵从此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专门担负起武装作战的任务。管仲把内政组织赋予军事化意义。“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管仲改革“赋粟”，向农民直接征收粮食以养兵。此外制定了以兵赎罪的政策，作为军队兵器的来源之一。具体办法是，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赎罪。比如，“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办法实施后，齐国“甲兵大足”。管仲的军事改革标志着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化，暴力与大众进一步分离和异化，并由此而奠定了集权国家的基础之一。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军事制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军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摘编自张荣明《从管仲改革看中国古代军制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管仲军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军事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上， 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 《中国古代 “治世”与“盛世” 成因探析》
材料二 康乾时期， 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皇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 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亿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闲关镇国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 《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
(1)根据材料- -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世”“ 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着何种危机。
材料
| 时间 | 日本轮船运输业在华发展概况 |
| 1875年 | 一家邮轮公司开通了每周一次的上海航线。这是该公司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面对中国的第一条航线。 |
| 1896年 | 日商通过设立在上海的大东新利洋行开拓了环绕上海、苏州、杭州的三角内河航线。 |
| 1902年 | 大阪商船公司开通了从大阪出发，途经上海，抵达中国内陆地区的汉口、杭州的航线。接着，湖南轮船公司成立，航线是从汉口出发的，过湘江抵达长沙。 |
| 1907年 | 新成立的日清轮船公司吸收了大东轮船公司，湖南轮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长江航线）、日本邮轮公司（长江航线）运管至1945年。 |
| 1937年8月1日 | 日清轮船公司关闭了大部分在华办事处，天津办事处仍保留原样。 |
——摘编自[日]松浦章《近代中国与日本的轮船公司》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日本轮船公司在华得以运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日本轮船公司在华运行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入大转型、大分化、大动荡时期。宗法分封体制趋于瓦解，社会阶级构成也发生巨大变化，士阶层的人数因而大增。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散于百家，学术也不再垄断于“官方”，士阶层因拥有“知识”而逐渐掌握“话语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士至于道”，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文化自觉。士人必须以人格独立为第一要义；对与道相违的人、事必然要批判，更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要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为保证道的尊严，还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等文化符号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高伟洁《“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一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士”阶层崛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传统“士文化”的核心内容。
材料 国耻地理教育是近代新名词。1905年学部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将失地、领事裁判权与国耻相联系，强调了失地丧权的严重危害，这是地理教材第一次引入“国耻” 概念。而“国耻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08年上海《浦东中学杂志》登载的《国耻地理记》。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要求学生在“实地观察”时必须运用地图，同时还要“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中华书局则立即在历史教材中添加国耻地图。1913年《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中插入历代沿革地图，昔日辽阔疆域与近代大幅沦丧形成强烈反差，极大 地渲染了民族屈辱。1915年，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请人演讲《国耻地理》,从“租界胶济湾”、“筑路权”和“采矿”展开，并谈及东南沿海与内蒙古要地，希望学生密切 关注海防、边防。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识之士还建议教育部应向民众普及国耻地理， 唤醒国民的国家意识。1924年有人将旅顺、大连纳入歌词之中；1936年版画家罗清桢创作的《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图》,对“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和“外蒙”屈辱失地进行了刻画。国耻地理教育让各界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牢不可破的团结”才能实现领土完整的 真正捍卫。受激励而走上救亡图存、雪耻复土道路的学生、民众不计其数。时至今日，丢藩失地、丧权失利等近代屈辱历史仍是警醒世人勿忘国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摘编自熊斌《因应与强化：近代中国的国耻地理教育》
(1)据材料，指出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内容并概括其特征。(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不断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代中国国耻地理教育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会有恻隐之心。统治者只需要顺从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就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民有恒产”，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认为“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材料二 西汉董仲舒的思想以“君权神授”为核心，认为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否则就是反对上天。他还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也是天的意志，天的安排。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练《浅析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的主要不同》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孟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到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