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海外贸易“一度活跃”的原因，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海外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1）依据图示，概括秦朝中央集权制度中权力的集中方向。
（2）根据所学知识，归纳中央集权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优缺点。
4 . 中华文明多元并存，各族文化相互交融.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概括指出“胡乐、胡舞”等所反映的现象.
（2）据材料概括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魏孝文帝改革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他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水灾和风灾频繁，这使他很早就对救灾救荒感兴趣，并且讲究排灌水利建设。步入仕途之后，又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因此，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与熊三拔共译，1612)等等。其中，《农政全书》又堪称代表。
材料二 李时珍在艰巨的研究工作中，“无书不读”，涉猎诸家。……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35岁时，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八百多种，历时二十七年，终于在他六十一岁那年(1578年)写成。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1）根据材料一，归纳徐光启“经世致用”活动的主要表现，并说明促使徐光启取得农学成就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李时珍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编写《本草纲目》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札记中庸》
材料二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材料三 “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孔子论语一刑政》
材料四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
——《韩非子五蠹》
材料五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醉，勇者弗敢争，判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韩非子王道》
（1）归纳材料一、二、三中儒家的治国思想。
（2）根据材料四、五总结韩非子的治国理念。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儒家和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异同。
材料一：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史记》
材料二：“新皇帝……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成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
——选自《全球通史》
材料三：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去探视。隋唐时期的宰相大臣上朝奏事也有座位。但到宋朝，宰相只能站着同皇帝议事。据说是宋太祖改变这一做法的，有一天，宰相范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时，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1）据材料一分析“寡人”指的是谁？涉及他创建的哪些重要政治制度？
（2）材料二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据材料与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中推行的这一政治制度的历史作用？
（3）在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集方面，包含着众多的矛盾和问题。试根据以上三则材料归纳其中最主要的两大矛盾。由汉到明清，宰相大臣由坐到站再到跪的上朝礼仪变化，反映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禁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礼记•大学》
《汉书•循吏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担任郡功曹（官名）时，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由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南阳人为纪念这两位太守，修建了一座“二信守祠”，俗称“父母祠”。“父母官”一词由此而来，成为百姓对廉洁奉公、关怀百姓、造福一方的地方的敬称。
——据《汉书》《后汉书》整理
解读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拟定一个关于材料的论题，并就所述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准确概括材料，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1)据材料一，比较唐朝中后期与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不同，并指出各自产生的后果。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中国古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