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是中国打破遏制、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这表明，世界各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日后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政治基础。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摘编自高秀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历程中美日等国所实施的阻挠策略浅议》等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发挥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材料   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民主建政的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选举方式，发明了“红绿票选法”“豆选法”“画圈法”等选举方法。为了使得党政军民融洽协调，推动抗战和生产，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在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展“双拥”运动。针对农民的封建迷信活动，根据地政府通过讲演、报刊、展览，以及出版通俗科普读物等方式，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对于大量难民涌入根据地的情况，根据地政府兴办工厂，吸收难民到工厂做工；兴修水利，组织难民参加水利建设。同时，根据地政府给难民提供贷款、土地、种子、食粮等，为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创造了条件。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合作社，使农民之间互相协作，共同发展生产。这些政策和措施，有效改善了难民、灾民的困难境遇，增强了他们对根据地民主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这对稳定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推动社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卫波《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及历史经验》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匈奴人集中分布的区域建立了不同于内地的属国和道。唐代统治者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府州，实行羁縻统治。由于边疆地处多民族交汇地带，塞外游牧民族侵扰中原和内部边民叛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汉唐两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均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之恩威并施手段，对边疆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汉唐两朝通过移民实边、大兴屯田等措施，以发展经济为纽带，以开展贸易为手段，实现了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往来互洽，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汉唐两朝统治者一直重视对边疆的文教治理.“宣文教以章其化”.积极推行文化治理方略，以增强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实现边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

——摘编自杨丽、叶珍珍《汉、唐北部边疆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唐初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尤其是雄踞漠北的东突厥。唐初集中精力整合内部，而对突厥则采取隐忍防御之策。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至贞观三年(629年)，唐王朝国力渐盛，于是战略目标开始从对内转向对外，战略方针也从单纯防御转为积极防御，进而发展为攻守兼备。对外的重点是解除正面的威胁，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两次大规模对东突厥的反击作战，唐军先后平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及其余部，灭薛廷驼，平定铁勒诸部，北面的威胁基本得以解除。 于是唐王朝转而向西，经略西域。唐军首先击败吐谷浑，在河西陇右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进而征讨高昌、龟兹等国，设西、伊、庭三州，设置安西四镇。到唐高宗时，进一步平定西突厥，唐朝不仅恢复并巩固了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影响波及中亚地区。至此，唐代治理边疆的战略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

——摘编自周德钧《略论唐代治理西域的大战略》

材料一   显然，中共一大会议在讨论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网领”，只简单说明并规定了作为“共产党”应该怎么做，却没有一处具体谈到，作为中国的“共产党”在中国该怎么做，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实际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策略等重要决策，都只能由中共二大来解决了。

——摘编白杨奎松（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材料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提出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干部们提出了从“战斗队”转变为“工作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报告》无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理论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李捷（毛泽东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历史贡献》

材料一   明清以前，汾河水量充沛，汾河流域是中国古代城市较早形成和集中分布的区域。春秋时期，汾河流域的城邑最初集中于下游地区，之后汾河中游地区城邑逐渐增加，形成了“绛—曲沃”中心城邑体系。晋国晚期，“晋阳—平阳—安邑”崛起。战国至西晋，汾河中游是城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出现经济都会、祭祀型城市等多种类型。唐代城市数量增加，并改变了之前集中于流域内河谷地带的分布格局，城市体系呈现以“太原—蒲州”为中心。宋元时期，平阳在国家都城东移北迁，以及金元军队数次南下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上升，城市体系转变为以“太原—平阳”为核心。

——摘编自武亨伟《汾涑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材料二   明清以来，汾河水量明显减少，有“太行山西浊汾流”的诗句，襄汾以北河段已经“舟楫不敢行”。清代中上游段仅能趁山洪爆发漂流椽筏，下游新绛以下只可通木筏，其余皆不通舟楫。明初，山西人口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于是有“大槐树移民”现象。元末汾河发源地管涔山地区森林覆盖率是40%，明末下降到15%，清末降到10%。洪武元年至宣统三年，平均14年就有1次旱年。明清山西兴修水利工程253项，是同时期陕西省的3倍。明清以来，因引用汾河及其他河湖泉水导致的“水案”几乎遍及全省各地。

——摘编自行龙《汾河清山西盛》、《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等

材料一   明代以前，中国茶叶外销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主要销售对象是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及各少数民族政权，但外销数量有限。明代后期开始，中西海上交通连通，茶叶开始输往欧洲，只是数量有限。但是清中叶以后，伴随着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的政治性地位下降。政府逐步放松对茶叶“专营专卖”的垄断，开始允许部分个人性质的民间“资本”介入茶叶的销售与运输。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催生了茶叶商帮。于是，外销茶商迅速崛起，内销及边销茶商力量也得以快速壮大。各类茶商如鱼得水，驰骋于各种茶叶市场上，获取了丰厚利润。

——摘编自刘业翔、章传政《明清时期茶叶商帮的诞生》

材料二   明清时期出现的茶叶商帮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而且大多以著名产茶省份为支撑。他们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宽了茶叶市场空间，满足了茶叶市场需求，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帮群体产生条件及其异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