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以下是部分学者或课题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段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

——摘编自瞿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材料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煤矿业中的巨擘，前身为1878年清政府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为当时所办新式煤矿中成功之代表，但不幸于1900年庚子国变时落入英商之手成为英资煤矿。滦州煤矿为1907年招集民族资本创办，原为试图收回开平而设，但终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失利，为开平所并。1912年二矿实行名义上的联合，称“开滦矿务总局”，实际为英商掌控；1934年进一步合并，正式成为合资煤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夺去。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交还英商经营。

——摘编自云妍《近代开滦煤矿产出的“Solow余值”分析》等

材料   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刘铭传进京陛见，同时呈递奏请筹造铁路一折，明确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包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对此，内阁学士张家骧上折，力陈铁路之弊。他认为，兴办铁路必将出现三弊：其一是修路将导致工商繁盛，从而吸引洋人前来通商贸易，“利尚未兴，患已隐伏”；其二是民不乐从，徒滋骚扰；其三是虚靡帑项，赔累无穷。同年，降调顺天府府丞的王家璧上折，指责刘铭传筹造铁路的奏折是李鸿章授意而为，攻击刘、李倡议兴办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为朝廷谋也”。而此时又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及通政司参议刘锡鸿上折反对修路，其中尤以刘锡鸿的反对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因为刘锡鸿此前曾作为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手出使欧洲，有实地考察欧洲的经历，因而他的《罢议铁路折》成为反对派的经典作品。

中法战争结束后，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于是经过李鸿章和奕䜣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䜣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

——改编自凌懿《晚清官场铁路大争论》

材料一   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1912年）

材料二   12年街头剪辫图

材料三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们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纷纷把辫子剪掉，以表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不是清朝遗民，更不是“日本国民”。很快，台湾无论城乡，人民普遍剪掉了辫子。

——摘编自王文德《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一麟半爪》

材料一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东、中西部地区主、客户（宋代以土地的有无作为评判标准，分为主户与客户）情况

——据《文献通考》整理

材料二   观点一：王安石：“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蔡襄：“民有智能者，乘时趋利，为农则兼并，为商则高下，取天时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强，奢靡冒法，出于王公之上，此古所谓乱俗之民，可诛者也。”

观点二：“今者州县有十等五等之别，一有均敷，曰上户；一有追呼，曰上户；一有差徭，曰上户。为上户者不胜其劳”“士大夫类曰抑强扶弱，而不知安富恤贫亦所以为政也。田里贫则国家贫，田里富则国家富，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

——摘编自李华瑞《宋代“兼并之家”考析》

材料一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在中国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共六幅拼接而成。 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 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五大洲相对位置，中国居图中心。序言中有“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阿非利加），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亚美利加），曰墨瓦蜡泥加（麦哲伦之洲）”等信息。 但由于当时地理学知识有限，图中误将大洋洲和南极洲两片大陆绘为一体。一些士大夫将此图斥为“邪说惑众”，并且攻击说：“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材料二   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代考据学起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提倡汉学，但不泥古，强调通经致用。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始终对汉族抱有严重的戒心，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一再标榜所谓的“满汉一体”，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造成一种重视文化的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据之学遂盛。 而乾嘉考据学派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段玉裁所写《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则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388页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第一个女火车班组、第一个女拖拉机队、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第一批女摩托车运动员、第一批女坦克车手、第一个轮船女驾驶员、第一个女推土机手等纷纷涌现，女司机以群体姿态出现，其形象成为现代媒体和文学艺术广泛宣传、大力塑造的对象。

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在观看了苏联电影《巾帼英雄》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一个拖拉机手那是多么光荣。”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偶然看到了苏联火车女司机的照片，燃起了她做新中国火车女司机的愿望。在苏联专家亲自培训与指导下，田桂英等从普通工厂女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

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女司机》《马兰花开》书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主义交通工业建设中，克服体力、文化、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尤其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性别偏见，一步步锻炼成为能够熟练地驾驭现代化大机器的女司机的故事。

国家不仅扶持与培养这些勇敢踏入男性垄断行业的妇女，而且给予她们很高的荣誉。田桂英、梁军等都被推举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到专门学校进一步学习深造，逐步成长为所在行业的领导干部。她们的事迹不仅被《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群众日报》等媒体做了专题报道，有的还进入教科书，画成连环画，拍成电影，印上了人民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70年代女司机形象长廊里，最大的群体是女拖拉机手。驰骋在丰收大地上的女拖拉机手，在深层意义上接续传统性别观，潜在地满足人们对“女性气质”“女性特征”的理解与认知。

——改编自刘传霞《新中国初期女司机形象的生成与多重文化意义》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