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材料   1979 年， 党中央决定对“长期低产缺粮，群众生活贫困”的西北、西南一些地区以及其他革命老根据地、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进行“重点扶持”。 1982年底，国家经济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等9个部门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要求农业、财政、教育、民政等各有关部门都要以扶贫为己任，协同做好农村扶贫工作。1983年11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无偿和有偿两种办法，1986年完善为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有偿、无偿相结合， 以有偿为主的原则。1986 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再次提出“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的建议和要求， 同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摘编自王爱云《1978—1985年的农村扶贫开发》

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材料   1954年4月，中、苏、朝、越四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日内瓦会议的预备会，各国代表通报对日内瓦会议的设想，并就参会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进行磋商。周恩来表达希望苏联和中国磋商协同行动的原则。经多次协商，中、苏、朝三国就朝鲜国家重新统一的纲领达成共识。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后，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代表与中、苏、朝三国代表开始陷入严重的对立，随后几天的讨论，很难形成协商解决问题的氛围。在谈判面临僵局的情况下，周恩来建议设立一个由中立国家组成的中立机构，对负责实行全朝鲜选举的朝鲜机构给予协助，法国代表认为该建议使“谈判前进了一步”，但遭到南朝鲜的强烈反对。日内瓦会议最终未能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达成任何协议。周恩来指出：“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在一个问题上是有收获的，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证明我们对朝鲜的和平统一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摘编自宋晓芹《停战后中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

材料   明代中叶以后 ,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肾饷馆,饷税制度的出台是我国关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管理由市舶司制度向海关制度转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福建设立闼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分别在广东、江南两省设立粤海关和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在浙江设立浙海关，从此海关制度代替了历代的市舶制度。海关口岸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它的设置,为沿海省份开辟了广阔的商品流通渠道,加快了沿海省份商品经济繁荣的步伐。

——摘编 自彭巧红《明至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

材料 清朝改土归流后，大量人口流入武陵民族地区，地区文化冲突出现，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又给当地治理带来种种困难。

武陵民族地区各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儒学教育体系，均建构起了由学宫、书院、义学、私塾构成的多元教育体系。各地利用石刻、牌坊、志书、口头传颂等方式，把符合儒家行为规范的人树立为楷模。通过赋予荣誉称号等途径扩大其影响力。修建儒家文化象征建筑，如忠义祠、节孝祠、武庙、文庙等。官府还在给街道、坊市、桥梁等命名时处处体现儒家精神。

在“修教齐政，不易其俗”原则指导下。对差异性文化，只要不与儒家精神相违背，官方不干涉其具体形式，多体现在建筑、饮食、服饰、生产、节庆等方面。对那些与儒家精神有悖但能主动调适重构者，亦能任其流存发展，多体现在歌舞、信仰等方面。某些含有积极成分，有利于维护秩序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改造后甚至被官方纳入正统。在永顺府，改土归流初就发布了《详定市场》《详定斛斗》《示禁衙索诈》等系列文告，将打击唆讼作为重要的政绩。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果。

——摘编自莫代山、王希辉《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移民的文化冲突与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