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明中后期始，受经济思想领域新变化的影响，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在高度的专制压迫中蔚为风尚，例如“异端之尤”李贽等对孔孟教条的否定，对封建独断论的批判都是空前的；“左派”的泰州学派王学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更从不同侧面对宋明理学，乃至君主专制作了深刻批判。在文学领域，明中期，新兴文学的兴起，不仅在形式上超过“台阁体”文学和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潮，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文学魅力。从“童心说”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再到“三言”“二拍”“四大名著”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弊端，正因如此，这一时期被学界比作先秦的诸子百家，甚至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摘编自展龙《明清文化特征刍议》

材料   郭沫若在1929年著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在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郭沫若发出了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一切进步人士对革命的胜利和信心，更告诉人们中国古史的研究也必须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作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商周史研究的著作，此书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和重视。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应当说，这对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很公允的评价，对他以大无畏精神所造成的成绩应当予以肯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列宁室的前身是连队士兵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革命胜利在俄军中设立的权力机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传入中国。1930年冬，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连队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开始被列宁室取代。1931年12月25日的《红星报》写道，列宁室设置的目的应该是“发展列宁同志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养成每个红色战斗员成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列宁主义者”。1932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俱乐部列宁室暂行条例》更是对列宁室的任务、组织形式、工作内容做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连级单位设立列宁室，直接在指导员指导下工作，下设射击、读报、识字、唱歌、体育等小组，同时下设群众工作组，负责组织群众团体，开展群众工作；设置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核算本连的伙食账目；设置家属通讯处，帮助红军战士写家信。列宁室的布置要求整洁、简单、明快、大方，配色以红绿为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军事著作、刊物、报纸，舞台表演的服装，甚至乐器、体育器材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有的列宁室还设有用来相互批评、表扬的“黑栏”和“红栏”。

——摘编自张卫鹏《红军时期的列宁室》

材料   传说轩辕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按“井”字重新划分，中间一块为“公田”，四周八块为“私田”，遂成“井田”渊源。由于“井田”的国家所有性质，“田里不鬻”成为其核心原则，为避免土地分配不公，肥瘦不一、西周后期各诸侯国又颁布《田法》，实行以土地交换轮耕的“爰田制”。商鞅变法，颁布《垦草令》，承认私有土地爰田，并按军功分配土地；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令黔首自实田》法令，进行全国性土地登记，确立了土地私有权的合法地位；汉随秦制，颁布《田律》，允许私有土地自由买卖，东汉末年，曹操推行《屯田制》；唐武德七年颁布《均田法令》，后《唐律疏议》又规定“均田制下授田有限额”，防止土地不合理兼并；宋代，土地自由买卖的方式大大丰富，典、卖、质举、倚当并存，国家对田宅物权的转移、利用、交割规定了一套完备的程序；《元典章》则进一步明确了永佃权的移转程序，并规定“佃客随田”；明清两代继续立法保护土地私有权，致使土地兼并加剧，形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王煜宇《中国古代经济法溯源》

材料一   1922年，中共二大就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由此迈出了联合救国的第一步。1923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了联合救国的具体方案，指出“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也为早日促成革命联合战线奔走努力。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提出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阶级的联盟，确立了“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成为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重要保障。

材料二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推行民主共和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等法规。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从立法高度确立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保障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明确指出：“各级参议员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有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些规定和举措增强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权利，增进了各革命阶级对中共政权的认同。1944年的劳模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强调加强“三三制”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并且要求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更加广泛地吸收各党派各层次的人士。中国共产党构建的“三三制”政权成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典范，开创了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权雏形。

——以上均摘编自郑珺、段治文《中国共产党党际协商民主百年进程的逻辑演进》

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