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材料：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黄卉《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