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允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

材料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西方的干预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内向型。在19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危机中，新活力的诸种因素正在聚集。1860年以后，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建立起它最初的现代企业。

材料三　4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全球化日益面临重大阻力的背景下，中国始终积极推动双边及多边贸易、投资发展。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为355亿元；2017年，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7.79万亿元，是1978年的782.82倍。其中，进口额由1978年的187.4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15.33万亿元；出口额由1978年的167.6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12.46万亿元。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1—2016年，中国进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占全球的份额由8.4%上升至9.7%。显然，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根据2017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961.5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地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首次超过10%。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以及中国在全球市场中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将对全球贸易的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