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天圣七年（1029年）《天圣编敕》修定进呈后，仁宗发布诏书：“见行编敕及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详定编敕所回复说：“准诏，新定编敕且未雕印，令写录降下诸转运、发运司看详行用。如内有未便事件，限一年内逐旋具实封闻奏。当所已写录到海外行编敕并目录共三十卷。”天下官吏百姓均可指陈得失。政和元年（1111年）修撰编敕，徽宗命各地“晓谕官吏诸色人，如有见得见行敕令、续（降）等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指挥到日，限两月内具状分明指说，实封，经所在投陈。随处州军附急递至京，仰都进奏院直赴本所把风下”。宋代设有提举印造编敕所，专门负责编敕印刷。熙宁六年，提举印造编敕所奏言：“新敕刊本将毕，虑中书、枢密院更有合入条约及续降条约，乞候来年颁降。”宋法律的颁布传达渠道，最初有两个，一是转运司，一为进奏院。宋还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让百姓大众知晓。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六日大赦诏书，进奏院七日即递送到京东西路曹州。大赦令到达地方后，“沛然之泽，无所不涤”。

——摘编自戴建国《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

材料   鲁迅在题为《拿来主义》的杂文中指出：“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死。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的文化主张，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