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郡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华夏国家形成于西周，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宗法制日渐败坏，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中国的官僚制国家孕生于春秋，成长于战国，定型于秦汉，完善于隋唐，至明清达到极致。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及其近代领土的要求，而清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松散的统治，已无法克服眼前的危机。因此，清政府只能在武力面前重新建立一个更为严密、集中、强有力的统治体制。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1885年，在台湾设置行省，在澎湖设立总兵，并修筑新式炮台。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置东三省总督巡抚，废除旗官，民事政令划一，统归于州县；军政事务归东三省总督掌管，统一军队指挥权力；并设置了许多兵备道，负责边务和对外交涉。

——摘编自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材料一   历来有学者把大禹时的人口数字说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口调查记录，如《中国人口史提要》一文写道：“我国现存的最古人口统计数字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创建人夏禹时的人口记录，根据《帝王世纪》（编者注：成书于西晋，皇甫谧著）当时的人口为1355.3923万，这一数字以后为历代史书所采用，成为世界各国最古人口数字之一。”其实所谓大禹时的人口数字是根本不可信的。

——整理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材料二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各省市民政部门办理人口调查。到1930年底，仍有很多省市未完成，内政部只能根据以往数据估计，合计全国人口为474787386人。这次调查未规定截止标准时间，调查表格各地不统一，也未设置调查组织系统，其结果明显不真实。

——摘编自米红、蒋正华《民国人口统计调查和资料的研究与评价》

材料三   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务院规定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同时进行，采用统一的表格，确定了截止标准时间。中央到地方均建立专门领导机构，250多万干部群众参与其中。这次普查相当成功，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调查。195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人口为601938035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弄清了全国的人口数量。

——摘编自乔晓春《中国人口普查研究：有关问题的理论探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