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   道光中期以来，民众的抗争事件日趋频繁……咸丰四年（1854年）底爆发的瞿振汉起义以乐清为中心，其触角伸展到黄岩、临海和永嘉大罗山一带影响温州府城，并曾与海上的武装力量“粤艇”联络。起义领导人还有过夺取温州府城进而“传檄全浙”的部署。虽然计划实施受阻，但也一度攻占乐清县城并建立政权。尽管起义延续时间不长，但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乐清士绅留下的记述文字，大抵持正统的政治立场，将瞿振汉起义斥之为“逆党倡乱”。民国以后，开始有人把瞿振汉称为“与异族抗衡”，光复汉族河山的“革命先烈”。此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将其看作一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

——摘编自李世众《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2023年）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材料1880,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铭传的奏议引发了一场朝廷内部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壁垒双方，旗帜鲜明。李鸿章等洋务派力陈铁路之用，"考铁路之兴，大利有九端":便于国计、便于军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务、便于轮船招商、便于行旅。除此之外，洋务派还认为，铁路具有“快捷、安全、制敌、弥内乱、节俭军费”等特点，因此，开通铁路有"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的作用。同时，也有官员对修筑铁路极力反对。以驻英副使刘锡鸿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修筑铁路的主要弊端有三： 一是有害风水，“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二是有害课税，“则走私漏税之弊百出，国课益以不供”;三是有害国防，千里铁路“势难节节严守",外敌“一奋臂可直入室矣”。

这次论战，守旧势力占据上风。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金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刘铭传修建铁路的主张虽然夭折，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唐胥铁路计长20余里，由开平矿务局投资修建，主要用于运输开平煤矿生产的煤炭。

——摘编自曾凡炎《洋务派对中国早期铁路建的贡献》等

材料一 熙宁元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改差役为募役的改革。它规定，从前为轮差的衙前、户长等役一概改为雇募。募钱来源有三：一为免役钱，即有役人家以钱代役。二为助役钱，即无役而出钱者。三为官买扑酒税。募钱的征收方法是：“乡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免予输钱，其余人户每年分夏、秋二季随等输钱。至于收钱多少，均视州县应需雇值多少而随户等摊派。在雇值既足的情况下，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等非常之用。”

——摘编自《宋史·食货上五·役法上》

材料二“又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而免役法等“多责见钱”。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数年，营治家产，以备后役。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旧日差役之时，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骤为盗贼。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态为奸伪，曲法受赃；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

——摘编自《司马光奏议》

材料一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士人阶层，在当时“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面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对百姓疾苦的深切体会，极力倡导仁政思想，尤其关注“民”，倡导“与民同乐”“保民而王”。他抱着“苟不至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的价值追求，自信地认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并积极奔走各诸侯国，以践行自己的济世志趣……“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的济世志趣顺应了当时社会知识群体的价值追求和政治需求，而在当时“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社会，孟子却倡导“唐、虞、三代之德”，他的这种主张又未能解决当时统治阶层的需要。

——改编自张炜芳《孟子高昂的济世追求》

材料二   黄宗羲在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之后，进一步提出了“变法救世”的具体措施。

——改编自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义和团运动不仅“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甚至“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经过义和团之后，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一度出现了“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的“盲目崇洋”的风气；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国人对这些行为的反思，人们不再是盲目地、简单地排斥西方物质文明，而是在承认西方物质文明优越的前提下，试图将利权从洋人手中夺回，套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文明排外”。

——《西方物质文明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载《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