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是中国迄今发现唯一一处秦朝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简。这些简牍均为木质。字体为秦隶，其字体构造多保留篆书的结构，但用笔较方，笔力劲健，与秦汉的书风一脉相承。秦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到胡亥二年，十几年连续不断，是秦朝迁陵县的官府文书。这里还发掘出了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贫民居住区等。简文中出现了大量“洞庭郡”的郡名，而洞庭郡在传世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摘编自伍新福《湖南通史》
材料二 湖南省部分简牍出土情况
时间 | 地点 | 文物内容及数量 |
| 1996年 | 长沙市 | 走马楼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总数量约14万余枚，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薄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涉及纪年、职官司人物、军事地理、赋税、人口和司法等方面 |
| 1999年 | 沅陵 | 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1336枚。详细记载了沅陵侯国前往首都长安和长沙国的里程，侯国的人口、乡邑、田土、赋税等，烹调素食的方子有7条，荤食的有148条 |
| 2003年 | 长沙市 | 走马楼八号古井中发现简牍10000余枚。多为当时实用的官文书，私文书仅一枚。官文书大多涉及司法事宜，记录有当时从案件发生、起诉告劾、侦察拘捕、审讯判决的全过程。具体案例多涉及经济和职务犯罪 |
| 2004年 | 郴州市 | 苏仙桥古井发现了600多枚晋简，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邮政、祭祀、生活等各个方面，是桂阳郡的政府档案 |
——根据《湖南考古辑刊》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等编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里耶古城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简析这些简牍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湖南省不见出土晋以后简牍的原因。
材料一 江西一带的红军的苏维埃区，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美术兴起了。这些美术紧跟着苏维埃区革命形势而发展。为了教育士兵、 向群众宣传、 配合政策讲解等革命的需要，苏区的画报、传单画、标语画及壁画等，几乎同时产生。 当时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所谓“画报”，不是油印，便是石印，作画所需和颜料，也来之不易。画家，有的是在知识分子中选拔，有的是在工农士兵中培养。当时的组织，出于对革命的需要，对于美术工作是很重视的。1929年古田会议，就曾提出：“根据教育士兵的需要，发动群众斗争的需要和争取敌方群众的需要调动文艺的力量，要艺术地编制士兵的教育课本，要把革命故事、 歌谣、图、报当作教材把红军中的艺术股充实起来，出版石、油印画报。 ”自此以后，红军的美术活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居然在“中央苏区到处可以看到壁画”。
——摘编自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
材料二延安革命美术，多数是群众性的，宣传抗战，宣传革命。譬如延安的城墙上画有巨幅的宣传画，街头巷尾贴满了标语或标语画，同时还举行美术作品展览。1941年的美展，展出了木刻、漫画、招贴画以及雕塑和摄影。诗人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第一日》的评论，称赞了这些革命美术。1942年的1月、2月，延安先后举行了“反侵略画展”，华君武、蔡若虹等都有较多的作品参加展出。2月，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举行三人的讽刺画展，轰动了延安。这些画家，后来又画了许多反法西斯的作品。许多木刻家，不辞劳苦，竟深入敌人后方举办木刻展览会。有的作品，则配合生产自救进行宣传，并运用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创作，由于内容与形式都为群众喜闻乐见，博得广大群众的好评。
——摘编自华夏等《中国美术通史》
(1)根据材料一，简述革命根据地美术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表现。
(2)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的美术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渝垦田。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群体，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督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时期重庆移民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抗战时期重庆移民相较于明初的新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通典·食货》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滑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大业初年，隋炀帝又在通济渠西段。先后修筑了洛口仓、含嘉仓等。洛口仓其仓城周围20余里，城内三千粮窖，每窖可储存粮食八千石，可谓“积天下之粟”。它位于黄河与洛水交汇处、高出河床50来的台地上。含嘉仓几乎坐拥天下粮仓储量半壁江山的辉煌，江南税米常沿千里汴河浩荡北上，以解两都燃眉之急的窘迫。含嘉仓北望邙山，南邻洛水，东临渡河，仓城内地高土厚，地势北高南低。除仓窖外，粮仓有保护其安全的仓城，仓城有城墙，并驻有重兵把守，仓城内有专供运粮使用的漕渠、道路，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粮仓的管理区。
——摘编自龚䶮《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西段三个粮仓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研究》
材料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
——摘编自杨家毅《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大运河粮仓设置的特征，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材料一 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省臣被派往地方执政，称为行中书省事，“凡钱根、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其辖区逐渐稳定下来，进而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
——《元史・百官志》
材料二 辛亥革命的爆发，中断了清季外官改制进程，各省及其行政长官身份问题遗留下来，同时光复各省迫于内外压力，采联邦制自下而上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各省在用人、行政、理财等方面具有较大独立性，各省军政财等大权都掌握在都督手中。各省不仅直接办理外交和对外借债，对于临时政府要求的财政帮助亦不予支持。另外，北京公使团则明确表示，只有临时政府“有统一军队及财政能力，则可公认为政府”云云。
南北和平实现统一后，南京临时政府虽迫于形势以及自身实力不及袁世凯，将统一政府的组织权交由袁世凯，但对袁世凯是否忠于共和仍存怀疑，为此处处防范其形成专制。包括省制在内的政制设计与巩固共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讨论已经脱离了改良地方行政的初衷，而是各方政治势力政治斗争的工具之一。
——《民国初年的省制改革》（华东师大学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行省制确立的重大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关于省制改革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并分析这一争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