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上面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使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摘编自《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晚清时期，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对当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除了传教士之外，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和不断的思想进步中，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易永忠《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回答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垂问乎天人之应”等问题，使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董仲舒一改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点，继承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改造儒学，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

——摘编自王杰《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材料二   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实现了与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其后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

——摘编自申波《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