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著述外文单行本发行排名前5的文章

——摘编自张放、严丹《毛泽东著述多语种版本的海外传播及利用》

材料一   国共对峙时期，主力红军不断加强与地方联系，在群众工作中将帮助建设党组织放到重要的地位，有效地纾解了动员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使武装暴动向建立政权转化。如红四军第一纵队在闽西分兵时，就在各处派出政工干部，“有党的地方，就作区委委员或副书记，无党地方创建党，对外为红军政治部的代表，帮助苏维埃工作。他代表一纵委的精神，实现一纵委的工作路线”。依托地方党组织，主力红军能够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来推动革命，也使主力红军有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坚实基础。苏区在地方上实现了党政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基层社会，三者领导机构合一、苏维埃主席同时是党的支部成员，党的支部书记是苏维埃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掌握着地方武装。这样的体制很有效率，很适合扎根基层开展革命的需要。

——摘编自刘一博《改造基层：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路径与成就》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结合在一起，如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整风”“一五”计划等党和国家一系列维护新生政权的举措中，军队的主要任务根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亦需围绕党和国家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依据军队内的思想情况，消除军队内不良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党和国家时事政策，培养阶级意识，激发军人维护新生政权的积极性，维护政权建设的热情。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体现在混合军种的建设、军队三大条例的颁布等多方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开展，是党为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长远考虑。

——摘编自赵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949—1956）》

材料   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以下是部分学者或课题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转型的观点：吴敬琏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主义的角度，按照中国经济改革战略，把改革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的增量改革阶段和1992年以来的整体推进阶段。赵旻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角度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1978-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1992-1997年）、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1998-）与未来的转轨发展阶段（即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吕炜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即“告别旧体制意义的转折点”和“建立新体制的任务接近完成意义的转折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发启动时期（1978-1991年）、自觉推进时期（1992-2000年）、全面加速时期（2001年—）。景维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混合经济。同时，他把中国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从改革走向转型）、启动和正式推进段阶段（共性与差异）、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王守坤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是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开始的。因为，传统计划体制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只有选择向地方财政转移压力，走财政分权改革之路。这样，通过向地方分权的放权改革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大锅饭局面。

——摘编自瞿商《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辜鸿铭提出：“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陈独秀则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

——据辜鸿铭《在德不在辫》、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编写

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19世纪初的英国，在家族授产制下，对土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人只享有有限的经营处分权，不能出让、置换、出租土地。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传统的土地法。19世纪中叶，一些议员领导建立了一个要求“自由的土地”的运动，强调土地自由转让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必须得承担亚当·斯密的责任……应当建立一个争取（土地）自由贸易的联盟。”19世纪70年代，议会中的激进派提出：“应当保障土地承租人的权益，使他们享有充分的改良土地的权利。"1882年《限定土地法》通过，规定“占有土地的终身地产权人享有广泛的出租、出售、改良土地的权利”。

——摘编自咸鸿昌《19世纪英国的土地法改革》

材料二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正式提出了“三权分置”制度，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2020年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废除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入市的规定，改变了过去以土地征收原用途来确定土地补偿费的办法，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摘编自西部资源杂志社《近代中国历次土地改革》

材料   英咭唎国护货兵船事件（1814年）

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然怀柔之中仍应隐寓防闲之意。近来英咭唎国护货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驶至虎门，其诡诈情形甚为叵测，蒋攸铦示以兵威，派员诘责，该大班始递禀谢罪，此后不可不严申禁令。该夷船所贩货物全籍内地销售，如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傥（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书》云：“不宝远物则远人格。”该督等当深明此意，谨守定制，内固藩篱，不可使外夷轻视，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所有该督等请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及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