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并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明确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到1983年底，实行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的90%以上。

——摘编自《当代中国史事述略》

材料一   宋代生产力的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北宋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但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有识之士通过儒学做出了符合现实的新解释。理学家们吸收并利用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在伦理道德上，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理学家们无一不以“辟异端”的态势激烈地反对佛教，但其自身的价值核心却又恰恰是自己所要反对的佛教。经过理学家们的“批判”，儒道互补、佛教为宾的格局已经名存实亡了。

——摘编自宋延高《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

材料二   一个新阶级——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决心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个转型朝代。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两宋时期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的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绘画艺术里也产生了精致的新技法。……书籍不再是用手抄卷轴的，而是由日渐繁荣的印刷业生产印制，并配有封面。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他们在私塾或官学里接受教育。高品质的印刷和出版等通过中亚一直连接到伊斯兰教世界的贸易路线和传播交流网络传播到了欧洲。

——摘编自【德】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材料一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材料二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27年10月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黄允升、唐宝林等《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材料三   1934年10月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摘自《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材料一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二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晩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股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科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曾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材料一   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至德后，科敛凡数百名，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炎疾其敬，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

——摘编自欧阳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一   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英国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在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要咨询议会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共治。从“模范议会”召开到都铎王朝建立，190年间共召开了175届议会，大约每年一届，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议事立法程序。17世纪中期，随着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树立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但是英国下议院自从1688年后再也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而随着一些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极力要求改革议会，于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为全面实现普选和以后的议会改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蒙夺黄月芬《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近代中国议会大事年表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代议制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模式进行扬弃的产物。这种模式既借鉴了三权分立模式职权明晰、便于监督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既吸收了议行合一模式便捷高效的优点，又克服了它职责不清、不利监督的弊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与任何其他机构分享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又把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留给了自己，也把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经由法定程序分别授予了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摘编自钟丽娟《从理论到实践，理解和感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材料一：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贴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重要地位。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程朱理学在明初作为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官方哲学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在其僵硬冰冷的教条束缚钳制下，人性遭到践踏和扭曲。随着明王朝统治腐败而松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萌动，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晚明时期，出现了一种“率性而为”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任性自适、狂放不羁的文人学士。著名文学家汤显祖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冯梦龙甚至主张以情教代替礼教，在这股“尊情”思潮的影响之下，晚明的诗文、小说的创作中无不以情感为纲。明代文人则注重的是市民色彩之“情欲”。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张岱（1597 ～1689年）也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里的“癖”，就是鲜明突异的个性。

——摘编自王国健《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与小说人物性格》

材料一：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馒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