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对农民阶级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康乐世界，而是新的“枷锁和奴役”。
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军功地主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另外，秦王朝实行“尊奖兼并之人”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地主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的田产，逐步形成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除了遭受高额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交纳口赋、柴草等繁重的赋税。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收成的三分之二都被地主阶级剥夺走了，剩下的部分很难维持家庭生活。
秦统一六国之后，不顾人民死活，“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给）其欲也”，无休止地征调兵役、徭役，那些被征当兵的农民，因路途遥远、条件恶劣，加上官吏的欺压，许多人惨死在戍守之地；秦始皇为了满足私欲，滥用民力，大肆修建官室、陵墓，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镶（饷），女子纺绩（织）不足衣服”“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的困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所体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并对这一生产关系加以评析。
材料 国内史学界把从1912年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改旗易帜这期间16年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这个政府的评价总是停留在原始阶段，普遍认为北洋政府本质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傀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在其 2014年出版的《重巡近代中国》 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年至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结合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评析材料中马勇的观点，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康熙帝亲政后，对黑龙江地区的俄患颇为留意。最初，他尝试采取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未能奏效。清军击退雅克萨俄军之后，康熙帝于1686年向大臣表达了欲以尼布楚为中俄边界的想法。对清朝统治者而言，与俄国划定疆界、避免冲突，从而稳定喀尔喀蒙古、孤立准噶尔，既迫切又必要。从观念层面来看，清延这一主动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固有的边界意识。俄皇彼得（一世）收到清朝国书之后，于同年11月底回复。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分界方面的内容大体为清廷之前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一、划定疆界；二、禁止（擅自）越境；三、互遣（遣返）逃人（逃亡者）。《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加强了东北边防，并设立了中俄界碑，绘制了实测舆图。
——摘编自易锐《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影响。
材料一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下令罢兵归田，组织军队复员。……同时又下令招抚流亡，释放奴婢。规定凡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土地和房屋……对于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对于罪犯，除死罪者，一律给以释放……田租只收产量的十五分之一。对于遭受战乱比较重或临时受灾的地区，则免除其租税。
——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武帝时，封建社会正处在上升阶段，汉武帝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为集权国家的稳固、疆域的扩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周边地区和国外不断传播。中国的铸铁技术、打井技术、耕作技术，农业生产工具均传至大宛等西域国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由于各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彼此之间共同性增加，差别缩小。各族人民制造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所以，史学家范文澜说汉武帝“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他使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一流强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摘编自孙睿紫《汉武帝推进大一统的措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高祖为恢复社会经济而采取的举措，并说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措施的意义。
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逐渐向社会下层移动，“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磕妇(为往田野送饭的妇女)，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
——摘编自秦海骰《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民国建立后，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教科书，一律禁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经教育部审定，很快被各地学校普遍采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各种教育思潮竞相呈现，主张课程改革要面向生活、面向科学。1920年教育部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大批白话文作品和翻译作品，都被选进了国文教科书，题材内容涉及中外古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科书文章体裁日趋多样化，包括书信、传记、讲演，故事、科技说明等日常应用文体。
——摘编自曲铁华《中国近代中小学教材的改革》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从19S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救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成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救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材兴盛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民国初年中小学教材编写的特点，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编订中小学教材的意义
材料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海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多维度的剖析。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彭轲：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关键是“在继承列宁主义政党核心原则的基础之上，重视自我建设”。
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干事长曼弗雷德·格伦德：“中共是一个务实的执政党，为所有13亿人民谋福利。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是中共执政能力的最好证明。”
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韩博天等撰文指出，规划在中国是“制定各种公共政策的主要手段”，其特点是是“在松散的制度化基础上，在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和调整政策的过程中，重新组合各种治理方式”。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
——摘编自高晓林黄冰琼《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话题引发海外学者的讨论与关注的原因，并谈谈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讨论。
上图分别为唐宋时期书院分布图。从图中提取有关唐宋时期书院变迁的信息，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唐宋两个时期书院的发展，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宋代科举取士情况简表
| 科举取士人数 | 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 |
| 进士出身背景 |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该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出身的417人。 |
| 担任高官比例 | 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
| 进士及第方式 | 礼部录取后，要到殿庭复试。及第与否和及第等级由皇帝决定。 |
——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等
材料二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据邓小南《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的立国特色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逻辑严密）材料 红军长征历尽艰辛最终取得胜利。以下是国统区对长征的部分报道。
| 在湘江战役中，报道称，“匪实力被歼所剩无多”。 红军四渡赤水转战川黔滇边时，报道称，“黔北之匪，自被击溃后，成股逃窜者不足万人，余均小部”。 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报道称，“匪前临大河，后有追军，势将被歼”。 1935年10月的报道称，“残匪入陕，北三边及保安一带，与陕北赤匪合股”。 | 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 |
| 该文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写起，介绍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随文还附有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及“毛泽东像”和“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图片。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得红军长征胜利的全过程大白于天下，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传奇般的英雄事迹传播开来。 | 董健吾受宋庆龄派遣前往陕北，在聆听王稼祥等人有关长征见闻和事迹的介绍并得到珍贵资料后，在国统区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 |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1)依据材料，指出国统区对于红军长征报道的不同并简析其原因。
(2)依据材料，评析关于红军长征不同报道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