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讫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6年为晚清政治史新体系构建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变化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完全从清史学科中剥离出来，归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另一重大变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现代化叙事模式当作资产阶级史观加以批判和摒弃，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并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三次革命高潮”，即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第三次为辛亥革命。“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但在“八大事件”的研究中，洋务运动虽然历经30余年，在晚清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由于是清朝统治阶级发动，未被列入“三次革命高潮”序列，因此并不受学界重视。同样，清末最后十年新政作为辛亥革命的对立面，几乎被学术界忽视。

——摘编自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

材料

材料一   孔子《孝经·纪孝行》中说：孝子对父母亲的侍奉，在日常家居的时候，要竭尽对父母的恭敬，在饮食生活的奉养时，要保持和悦愉快的心情去服事；父母生了病，要带着忧虑的心情去照料；父母去世了，要竭尽悲哀之情料理后事；对先人的祭祀，要严肃对待；礼法不乱。

司马光在《与侄书》中告诫其侄子们要加倍地谦恭退让，不得依仗他的权势威望做违法不公，打扰官府，欺压百姓的事情，使故乡的人们都讨厌、痛恨他们。

包拯在《包孝肃公家训》中将为官清廉、不营私舞弊作为家训，并严厉告诫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胡安国在《与子寅书》中告诫子孙做官要勤于政事，亲民爱民：“汝在郡，当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

材料二   “年来国事日非……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李鸿章《文儿》

“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日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心本原之学者少……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含见着下。”

——左宗棠给子孝诚的信

“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累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因送汝东渡。当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

——张之洞《与子书》

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斗争中，俄国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统一的理论，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也受到修正主义的冲击。对此，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口号；列宁不仅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且批判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过程中）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基尔克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孙大为《中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