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保民生2   护社稷2

材料一   中国古代高粱种植面积的变化趋势如下图：

——摘编自赵利杰《试论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 、路径及初步推广》

材料二     在宋代之后，随着烧酒技术的改进，高粱酿制的烧酒口感最为醇厚，故而备受推崇。但是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历朝历代都曾颁行禁酒令。清前期酒的生产遍及各地，“西北五省烧坊多者每县至百余，其余三斗五斗之谷则比户能烧”。“康乾盛世中颁行了一道又一道禁酒令，直至咸丰年间开烧锅之禁，”厘捐推行全国，酒税逐渐成为清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摘编自牛贯杰《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材料四   据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年）四月，以承德、辽阳等地区为例，当地粟米价格自八钱至一两四钱不等，高粱价自五钱五分至钱四分不等。在山西榆次、朔州等地，酿酒基本利用高粱，依照酒的品质优劣，价格每斤70钱到100钱。

——摘编自清·祁隽藻《马首农言粮食物价》

1877年，日本政要井上馨与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会谈。郭、刘二人的日记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材料一廿七日，井上馨来谈（注：井上馨谈及英国近代税收制度）……刘云生（注：刘锡鸿，字云生）云：“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此论至允。

——据郭嵩焘《使西纪程》

材料二廿七日，井上馨来，与正使并接晤之。井曰：“中国……不效西法改弦而更张之？余曰：“祖宗制法皆有深意，……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若改弦而更张，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我中朝敢不以贵国为戒乎？”

——据刘锡鸿《英轺私记》

材料三有学者认为：郭嵩焘的记载大概率属实，而刘锡鸿恰恰在日记中隐瞒了真实的想法。部分证据材料如下：